岁月感怀 境由心造

为了留一份喜悦给他，我只好耐着性子等着赠书。 
  不久收到邮件，果然是一册《土门》，堂弟所赠！打开看时，却一下子愣在那里。书是贾平凹亲笔签名的，却并不是赠予我的，扉页上笔走龙蛇，赫然写着“史XX先生正”。 
  史先生是谁我不得而知，却知堂弟素来喜欢将好书与众人分享，大约亦想送一个惊喜给史先生，竟莫名其妙地寄到了我这里。那么一定还有一本写着我名字的《土门》，但是它此时在哪儿呢？ 
  第二天接到堂弟电话，说是请贾平凹签名的一共五本书，准备送给五位亲朋好友，自己忙，是托人帮着寄的，没想到一本也没有寄对地方。 
  “你收到了谁的？”他问。“一位史先生。我那本寄给谁了？”我说。 
  “你瞧，连我都闹不清楚了，”堂弟苦笑着说。“五本书大游行， 西安、北京、宁波……弄得我又打长途又发特快专递，搭上功夫还花冤枉钱。你就耐心等着把。” 
  “没关系，”我安慰他。“至少我们五个人，都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在读你送的《土门》。” 
  按照堂弟提供的地址，给素昧平生的史先生把书寄到西安某宾馆。然后恭候自己那本。当又一册《土门》姗姗而来的时候，已经是两周以后。小心翼翼地翻开书页一看，白纸黑字，贾平凹先生笔下千真万确写的是我的名字，这一回真是我的书了！ 
  一本《土门》，先是堂弟购得，又送到作家手中题字，接着被寄到某位不相识的朋友处，再由朋友托付他人转寄回来，几经辗转才上了我的书架。如果从贾平凹签名那天算起，这本《土门》整整游历了一个月。 
  收到书那天，刚好是圣诞节，捧着属于自己的书，心里总算踏实下来。哦，终于可以舒舒服服靠在枕上研读它了，我的饱经旅途劳顿的《土门》。   
  冰清玉洁 为霞满天   
  下班回家，先生递上作家周明的一部新作:《为霞满天——冰心》，装帧典雅的封面上，是冰心老人面带微笑的坐像。 
  顾不得吃饭，就忙去读这本书。读着读着，我流泪了。 
  早已过了读点什么都激动、动辄泪滢滢的年龄。随着岁数的增长，读书变得挑剔，连一些颇能煽情的畅销书也很难把我打动。我觉得我可能是老了。 
  然而，读周明笔下的冰心，却深深地为之动情，书读到一半，已是泪流满面，为冰心老人可敬可爱的高尚品格，为两代作家可歌可泣的忘年情怀，也为字里行间涌动着的真诚、善良和美好。 
  冰心的博大，也许不是我所能懂得的，而周明的一脉深情，我却以为可以懂得。 
  冰心是当代中国文坛的祖母。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润泽了几代人的心田，母亲、我和女儿都读过。 
  一位经历了近百年风雨人生的世纪老人，她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浩瀚如海，又是怎样的细腻如丝呢? 
  一本薄薄的小书，记录了一脉厚厚的深情: 
  冰心老人与吴文藻教授相濡以沫的忠贞爱情，与周恩来夫妇情深意笃的真诚友情； 
  冰心老人与儿女血乳交融的骨肉亲情，与五个孤儿依依牵挂的祖孙柔情； 
  冰心老人与周明灵犀相通的忘年挚情，与年轻女作家们愉悦和谐的悠悠温情。 
  一口气读完薄薄的一册书，我呆坐了很久沉默不语，忽然觉得自己离冰心老人很近。 
  不知为什么，由冰心老人，竟想起了我慈爱的外祖母，一位一生相夫教子，心中装满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老人，尽管她只是一位与文学巨擘完全不同的普通劳动妇女。 
  其实，世间最旷远博大的，是人类的心灵；最温馨细腻的，也是人类的心灵。“爱”，原来是人类最永恒、最普遍的情感。 
  于是，盼着周明先生再写冰心的第二本、第三本书，盼着有一天能读到一部传世的《冰心传》。   
  有理数之理(1)   
  一个我经常去的网站，发起过一次关于读书的讨论，题目有点大——“影响你一生的一本书”，网友反应踊跃，帖子铺天盖地，弄得我也老想插嘴。 
  识字的人大多是伴随着读书走过来的，许多烙有时代印迹的名篇巨著，感动或影响着无数读书人。但细想起来，对人影响至深的，不一定都是名著巨作。我少年时代阅读的书，不乏脍炙人口的大部头，但最难忘的，却是一本科普小册子——《有理数》，作者刘尼。 
  初中一年级我进的是实验班。十几年以后进修教育心理学课程时，我才知道当年作为“被试”，我们接受的是行为心理学派的“程序教学”实验。我的数学老师胡逸君，大约是注意到我在课堂上过于浮躁，便在某日将一本《有理数》借给我，并叮嘱说：“有时间好好看一看，看懂了再还我。” 
  书很薄，顶多百十来页。我平时看书速度很快，经常一口气读上百页，却不求甚解。这本原以为无需看太长时间的书，居然让我撂不下手，原因是看这种书不能一目十行。认真啃了好几天，几乎做了书上所有的习题。发现了这本书不同于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它可以用另一种思维或者说另一种语言解释我已经学过的数字，使我对“数”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我们可以用整体的眼光看待那些孤立、枯燥的数字，使它们彼此相得益彰，密不可分。“有理数”是相对“无理数”而言的；有理数集与整数集有着不同的概念：比如它们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有理数集是“稠密的”，而整数集却不具有稠密性。如果将有理数依大小顺序排定，任何两个有理数之间必定还存在其他有理数，这就是它的稠密性；而整数集则没有这个特性，因为任何两个相邻的整数之间都不可能存在其他整数。这些过去我已经认识了的数字其实是有个性的，我觉得自己突然地触摸到了它们的本质，并且恍然大悟——由有理数与无理数的相对，联想到数学中这种相对何其多：正数对负数，加法对减法，乘方对开方。后来又联想到自然界其他事物也有很多是相对的：白天对黑夜，出生对死亡，男人对女人；这在生活中是无穷无尽的啊！就这样兢兢业业地把这本书读下来，我对它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有理数的本身。 
  十天后，我把《有理数》还给了胡老师。 
  三十年后，在校庆大会上再见胡老师。我问：“您还记得当年借我看过一本书么？”胡老师笑着摇摇头：“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你那时候很会学习。” 
  也许我的学习方法就是读《有理数》奠定的。后来，我试着用看这本书的眼光看别的教科书，逐步摸到一个在短时间内抓住重点的窍门；又试着用这种眼光看一切书，渐渐能够迅速理解或者基本理解作者想说什么。我还发现，世间万象，除了两元对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多元现象，比如一年四季——揭示气候的本质，绝不可以只看到两面。事物的多元性需要人们更加勤奋和热烈的思考。这种读书方法像一把利剑，一下子捅破了我和书籍之间隔着的那层薄薄的纸。 
  实验班的课程，使我获得了正确的学习方法；《有理数》则增强了我对提高学习能力的理性认识。等不及再听老师讲新课，我捧着学校发的所有书，无论课本还是参考教材，贪婪地一册册读下去，并且乐此不疲，而且很快超过教学进度，数学尤为突出。在我的无数次的想入非非中，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梦就是要成为数学家——虽然它后来被文革粉碎。就这样，我学会了以书本当老师，学会了自己教育自己。 
  动荡年代，我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好在读《有理数》的过程留给我无尽回味，读书的体验帮助我找到成长的答案，并使我坚信，学习过程是一种终身需要，自学是最适合我实施自身教育的途径。 
  离开学校以后，我像当年读《有理数》那样，去读所有我认为有用的书，用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方法，在漫长的岁月里，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激情，完成了对自己的高等教育，并终生保持着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兴趣。   
  有理数之理(2)   
  假如没有胡逸君老师，假如没有那本《有理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渴望阅读的年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知识贬值的年代里，永无休止地在书页的字里行间求索，并且从中获得无限的快乐。   
  遇到困难拐个弯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遇到困难不能退缩，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取胜。而我从女儿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看到的，却是更为现实的态度：遇到可以战胜的困难，当然应该尽可能战胜；而对那些难以逾越的困难，不妨拐个弯绕过去。有时候，这一绕就能绕出个柳暗花明。 
  女儿从小学习小提琴演奏。进入高三，她遇到了学琴以来最大的困难，较长一段时间成绩低迷徘徊，她觉得无论怎样努力，也赶不上班里那些身手不凡的高手。高考在即，形势严峻。按说，念了六年音乐学院附中，只要能考上大学，即使当不了独奏家，将来坐个乐队总还是可以的，本没有忧虑的必要。再说，除了吕思清、李传韵这样的天才，音乐学院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有几个能当独奏家？绝大多数还不是都坐乐队了？ 
  但是，女儿感到非常不踏实：她觉得自己除了能拉两下琴，什么都不会，偏偏琴又拉不到最好，一旦不拉琴了，靠什么谋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