榴花开在1931年夏天

这个城市不知不觉已经变了一番面貌。
    为何人们的眼睛都已经变得张皇和不安？街边矗立的楼宇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就变得满面尘灰？曾经宽敞干净的水泥路面为何老旧得开裂了深深的缝隙？街边整齐划一的灯柱，为什么上面蒙上了一层土，有的柱子上甚至灯罩都已经被打碎？还有曾经无比熟悉的钱庄、布庄、杂货店、烟酒洋行、舞厅……为什么好多都早就关了门？
    拉着人力车的面黄肌瘦的车夫，脖子上搭着肮脏的白毛巾，脚上的布鞋露出脚趾，却还在经过每一个步行的人身边时大声地招呼要不要坐车。穿着艳丽旗袍的妇人，提着一口皮箱，满脸慌张地快步走在人行道上。地上散乱着花花绿绿的传单，有些都已经被来回来去的无数只脚□□得看不出字迹，有一些溅上了泥水，上面有模模糊糊的“抗日”字样。早已关张的旧电影院门口，还能隐约看到贴在墙上的《桃李劫》的电影海报，蹲在门口售卖香烟的耄耋老人，身上的棉袄脏得黑亮，满头的白发都已经打绺，一双几乎已经睁不开的眼睛，呆滞地望着街上的人来人往。
    更不要提一路上那些散见于街边和小巷里的乞丐们……
    “号外，号外！长沙最新战报，国军和日军展开巷战……”
    背着一个脏污了的大布包的报童，看上去不过七八岁，手中挥动一份号外，在街中央跑着，对着停下来的电车窗口叫卖报纸。电车司机从驾驶座伸出头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一句，孩子拔腿就跑，到了路边灯柱下，用袖子擦一把脸上的汗，又高声叫卖起来……
    从许公馆到电车站牌的这一段路，越往前走，步履就越沉重。
    “武汉沦陷了之后，人们都在往南逃，可是谁又知道日本兵会不会打到南边呢？”楚兰看着站牌上贴着的一份抗日传单，轻声说。
    电车迟迟不来，等在站牌旁边的人越来越多，不耐烦地抽着烟的绅士、手里抱着孩子满脸愁容的妇女、拄着拐杖的老人、背着大包小包的工人，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在了电车开来的方向，焦急地等待着。
    “电车来了，电车来了！”
    吱呀作响的大巴在站牌前停了下来，人们开始一窝蜂地往上挤。
    “都别挤了，车门要坏了！”司机大声对着像潮水一样想要涌上电车的人群喊着，可是没有人去注意他说了什么。
    不知为什么，上电车的人如此之多。很多人都拎着大包小包，他们是要逃离这座城市吗？
    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沦陷之后，不少地方也是人心惶惶。没人能预料日本人会不会在明天就打进城来，人们都在想尽办法逃难，南方、西南……离开自己的家乡，越远越好。
    我和楚兰在人群的最后上了电车，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汗味和潮湿的霉味。车里的人很多，没有坐的位置，我和楚兰手拉着手，还是抵挡不住一股又一股人潮的冲击。
    和许平远吵架后，偶尔看到报纸上说市中心新开了一家咖啡馆，本想趁着周末坐电车到市中心去看看，逛逛街散散心，不想这一路的所见早抵消了原本的兴致。
    下一站上来了更多的人，因为要几站之后下车，我和楚兰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后车门的位置。
    心里很乱，后面的人又频频推我，本来就低落的情绪转变成了愤怒，在又被推了一次之后，我头也没回地吼了一句：“后面的，别他妈再推了行不行！”
    这句话话音一落，我便听到身后传来老人低声的训斥，和孩子压抑着的哭声。心下一惊，我赶忙回头，却发现我身后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手被旁边的老人紧紧握着。
    老人垂下眼睛不敢看我，她穿着破旧的黑棉袄，一只手拉着女孩，另一只手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里面不知道装着些什么东西。女孩还在哭，用脏脏的小手擦眼睛，尽量压抑着声音以不招来奶奶更严厉的训斥。她穿着一身明显不合身的褪色的红袄。
    电车到站了，这一站是市中心。
    我心里很乱，来不及多想，便和楚兰一起走下车，谁知刚下车没几步，就听见身后传来“啪”的一声。
    我回过头去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撕心裂肺地哭开了，一张小脸上满是泪水和泥土。电车的后门还没有关上，女孩不知道被谁搡了一把，从车里摔下来，她的奶奶连忙下车，把麻袋撂在一边，拉起摔在地上的孙女，用手拍着她衣襟上和膝盖上的土。
    车门口站着的人都是一脸冷淡的表情，司机似乎听到了后面传来的动静，没有立即开车。一些坐着的乘客把头伸出车窗，向后门这边看。
    “不过是个小叫花子罢了，有什么好看的。”几个路人停下来，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车里的人在议论纷纷。
    “不知道谁把她推下来的，真是作孽。”
    “啧啧，这一下子可不轻，把牙都摔掉了。”
    老人哆嗦着嘴唇，向电车里看了一眼，车门却在这个时候关上了。
    一车人绝尘而去，老人把麻袋扛在肩上，拉着孙女，一步一步缓慢地向远处走去，也许是因为疼痛，也许是因为恐惧，女孩边走边哭，可这哭声也渐渐微弱了下来。
    那个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老人脸上的表情，愤怒、心疼、不甘却又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孩子脸上的表情，痛苦，委屈，无辜，却始终没有人来安慰。
    “韵之。”楚兰转过身来，担心地看着我。她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她怕我伤心。
    这种事情……在这个年代应该是很常见的吧？
    “韵之，我们……还要去咖啡馆吗？”楚兰迟疑着问我。
    是这样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家小姐穿着簇新的旗袍，拉上朋友，兴致勃勃地要去新开张的咖啡店一探究竟。而在这座城市里又有多少潦倒的老人和孩子，连坐电车都要承受随时可能到来的嫌弃和白眼？
    遑论那些连电车也坐不上，只能躺在路边等着几个铜板施舍的人们。
    心事重重地从咖啡馆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楚兰问我要不要叫一辆黄包车回公馆，我摆摆手拒绝了。我宁愿挤电车回去，我真的不想在满城萧索中，趾高气扬地由别人拉着，在大街中央堂而皇之地接受众人的目光了。
    等电车的时候有个怯怯的女孩来兜售报纸，有几个人掏出钱来买，一些人理也不理，还有些人干脆没好气地叫她“走开”。我和楚兰各掏出铜板来买了一份，拿在手上。女孩把报纸递给我的时候，我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她扎着两条细细的麻花辫，短了一大截的小褂子，露出瘦骨嶙峋的胳膊来。
    女孩走开之后没过多久，不远处就传来了一阵骚动。
    “小赤佬又是侬！吾册那叫你再卖！”
    巡逻的警察，用上海话大声地咒骂，一只手揪着女孩的耳朵，另一只手提着警棍。
    女孩臂弯里的几十份报纸全都散落在地上，两只伶仃的胳膊护着被揪痛的耳朵，大声哭着。
    “不敢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我捏紧了拳头，楚兰在身后一把拉住我。
    “不要招惹这些警察。惹出了事恐怕连许少也无法保你出来的。”她在我耳边低声劝我，而我在那一瞬间变得失魂落魄。
    电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