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精错爱唐僧

第一次去市三高上课的时候，我没有骑摩托车，而是坐公交车到了淮州北关。从北关到学校，尚有一两公里的距离，我叫了辆人力三轮车。
    推三轮的是一位年轻小伙子。在路上，大概是不想让我觉得沉闷无聊，便给我讲一些很可笑的事情。他讲到：有一次，有个穿得很暴露的女孩要坐他的三轮到泰安路，他要一块五毛钱，女孩只给一块。他看那女孩穿着背带背心、超短裤头，就知道一定是个“小姐”，就是妓女，现在又被称为“公主”，我上学时成为“公交车”，就是只要给钱就让上的女人。
    于是推三轮的小伙子说：“像您这，大腿一杈拉，钱立马豆来了，还在乎这五毛钱蒙？”
    小姐翻了他一眼，说：“你以为俺们干这一行很容易蒙？陪吃陪喝陪上床，妈头穗子拽多长！”
    小伙子争辩道：“那，那俺干这一行容易啊？左一晃，右一晃，蛋籽子挤哩头朝上。”
    我不禁笑了。我发现，劳动人民的智慧，永远是无穷无尽的。民间编顺口溜的天才，其实比很多所谓的专业作家都要聪明得多。
    不是吗？看看手机上流行的那些黄段子，你回去闭门造车编个试试，看能不能编出来！
    上完课后，来到大办公室，人群中过来一个和我套近乎的老乡，叫卡尔毛，是白杨集镇上的，是前年调到市三高来的。我清楚的记得，那天卡老师披了个像麻布片子的西装。但是你不要以为那是流浪汉的妆扮，其实那是今年本市最流行的时装，是由本校温柔多情的校工李阿娇送给他的，是开服装店的李阿娇送给他试穿的。穿旧之后，返还给厂家，换新的。这是服装公司搞的一项特别活动嘛！
    但是卡尔毛穿过之后，暑假里放在柜子里，西装的里子不小心被老鼠咬了个小洞。毛到街上花了十块钱请专业人士补了补，补得李阿娇根本看不出来。但是等返还衣服的时候毛出于好心还是告诉了她。李阿娇说：“那不中，那退不回公司了。便宜卖给你吧，二百八十块！”
    我们认识的那一天，秋天刚刚来临，头发不多，微胖，五短身材，戴着眼镜的毛就穿着那件毛料麻布片子。这是三高老师至少比乡下老师有个性的明证。
    我，本来是一个纯洁的乡下少年，像《霓虹灯下的哨兵》，尽管在乡下也比较*，个人生活比较糜烂，但还不至于接近妓女，还不至于搞*。可是现在，在像推三轮车那样的小伙子的蛊惑下，什么都学会了。
    春节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从南京回来了。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去淮州市的东关洗澡。洗澡按摩每人五十元，按摩小姐搞得我*焚身。但是，因为第一次洗这样昂贵的澡，我不敢询问小姐做不做那事。结束后，我们在街上溜达，看见灯火通明的东关大街，有一家店面与众不同：其他的店面灯光都比较亮，只有这一家，发出暗红色的光。
    我同学说：“这肯定是一家妓院。南京红灯区的灯光就是这样的。”
    我们走近看了看，发现门上写着“美丽发廊”四个字。走进去，发现，根本不像一个剪头的地方。里面的墙上是挂了两面镜子，但是，没有剪刀，没有梳子，没有任何剪头的工具，只有一个打扮妖艳的、徐娘型的妇人坐在那里吃着瓜子。
    我问：“您这剪头吗？”
    那妇女*着眼睛说：“不剪，俺这只洗头、洗面。洗一次五块钱。”
    我同学说：“就你自己洗吗？”
    妇女说：“我不洗。”说完开始冲里屋叫：“小红，小云，小霞，有人来了！”
    里面立即走出来三个年轻的女子。
    果然是妓院。
    因为已经洗过了澡，我们便开始洗面。
    结束之后，我同学问我：“有没有相中的？”
    我说：“这几个女哩都不怎么样。如果非要瘸子里头挑将军，那个叫小红的长得还凑合。”
    我同学说：“那我给你问问是啥价钱去。”
    我说：“算了吧，天晚了，再说也不知道她们有没有性病，别出事了。我们走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确切的知道，淮州有妓女。并且，我还知道了妓女所在的地方。
    在那些无法调走的无聊的日子里，每次闲着的时候，我都为我的前途发愁。从理论上来讲，我是绝对不能走回头路了，可是，调走又毫无希望；离开家乡，又不舍得这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工作。市三高安排像我这种情况的五位乡下老师住在一起，住在教职工办公楼的三楼。每个有晚自习辅导的夜晚，我们便常常有三两个人住在那里；每次闲谈的话题，都离不开调动。别人的情况似乎比我要好一点，有的有钱，有的有人，看起来对前途比较乐观。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我渐渐厌恶了这些谈话。
    我发现，我忘记调动这件事的时候，心情要好得多。就这样代着课，领着代课费，不是很好吗？代课费虽然不多，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单身汉来说，已经够买书和碟子看的了，我又何必发愁呢？说不定明天地球就被毁灭了，说不定明天我就会遭遇飞来横祸死去了，我又发愁什么呢？未来又是什么呢？
    我看庄子的《逍遥游》，看他的其他作品，我觉得庄子对社会的逃避、对问题的逃避已经为我打开了一道快乐之门。现在，像我这样，想迁就社会也找不到迁就门路的人，除了选择逃避，我还能做什么呢？
    在我在市三高代课的第二个年头，阴历八月份，我最喜欢的堂弟，他死了。我的堂弟和他的妻子一起去郑州打工，在郑州，他的妻子，我那弟媳被一个成熟男人勾引了，结果夫妻两个就吵架，吵完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隐情，看他们风平浪静和常人一样，其他人也没有注意什么。但是，某个争端再起的夜晚，我堂弟把他的妻子掐死，然后就上吊自杀了。派出所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发现了他的遗书，这件事才抖露出来。
    许多年以后，我再回想这件事情，还是止不住一阵阵的心痛。他们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定亲时，我弟弟和第媳，双方都才满十八岁。那时，他们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听父母的话，看对方比较顺眼就答应了。等他们过了二十岁，渐渐长大的时候，才发现，性格不和，格格不入。但是，女方的父母没有能力退还那一点彩礼。
    话又说回来，如果我的三叔三婶，能够了解两个人的不和，退了亲，不要或者少要那份彩礼了，悲剧，也不会发生。农村的父母，往往觉得赶紧把媳妇娶来了，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好像一件使命，就结束了，哪管什么性格、什么爱情！因为他们自己的婚姻，就是这么凑合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的堂弟，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忘记他，无法去排遣悲伤？因为，我很自私，我堂弟的死，对我的生活的影响，影响到我几乎不想生活！
    他个头不高，长得像极了那个叫胡彦斌的歌星。但是，他很聪明，头脑很好使。我想，如果当年我的三叔也像我父亲坚持让我上学一样，砸锅卖铁供他上高中，那他，也未必不能考上大学。
    他定亲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学。那时，我那个小时经常给我刨蛇吃的堂哥，老是喜欢和妻子一起住在岳母家，因为他岳母没有儿子。每次快过年的时候，我和堂弟都要步行去接他一家回来。这之间的路程，不到两公里。
    记得一个大雪飞扬的冬天，我穿着皮棉鞋，堂弟穿着草鞋，还有我另一个堂弟，我们三人又去接那投敌卖国认贼作父的堂哥了。走到半路上的野外，我突然便意甚浓，不解决根本受不了。可是，没有手纸，怎么办？没有办法，我堂弟就把草鞋脱下来，把裹脚布从脚上解下来，给我作手纸用了。
    我说：“草鞋叫脚磨冒血了咋弄？”
    堂弟说：“不碍事，还有一层薄布哩。”
    可是，现在，他死了，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的不方便。比如我再去外地办事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陪着我了。我到淮州街头去吃饭或者去唱歌的时候，只能一个人去了；所以现在我都难过得无法去、不想去了。哪怕在家啃那一小袋方便面。还有，我回到老家，偶尔需要我干活劳动的时候，没有人再替我劳动了！
    这多么像，过春节了，民工都回家去了，没有人再送煤、送气、送牛奶和沿街叫卖鸡蛋、白菜、大萝卜了，城里人立刻感到生活是非常的不方便、不舒服。
    其他的弟弟，我也有，上天不可能让我这个家族的男儿全部早死的。但是，其他的弟弟，年龄太小，不可能理解我，不敢当面向我进谏、当面来批评我，无法取代他的作用。
    我最喜欢的堂弟，他死了。
    他死了七年之后，一个秋天，我替高老庄乡田营一个小学的校长写一份报告，把学校的危房的情况报告给教委，以期望教委能够拨款修缮。为了写好这份报告，那天我来到田营小学实地考察。我看见，其他的小孩都在破旧的、北风肆虐的教室上课，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他，坐在校园里一小块花坛的边沿上，一个人玩。
    他没有玩具，只是一个人静静的，无声无息的坐在那里，不哭不笑什么话也不说。我走过他身边，看他，是那样的面熟。而他，也有气无力的看了我一眼，又垂下了眼睑。
    走进校长办公室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小孩，我是那样的面熟，他不是我的堂弟吗？他就是我的堂弟啊，他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怎么给忘了呢？
    原来他死后，托生到了这里！
    我问校长：“那个小孩咋回事？咋不到班里学习？是老师在罚他吗？这可是国家不允许哩啊！”
    校长说：“他得了艾滋病。他爹他娘，九三年都卖过血，当时医院里提取了血清后，叫同一血型哩血又分给他们了，又注射回身体了，那几年那几百个卖血哩人都得了艾滋病。都快死完了。这孩子，他爹他娘都死罢了，听他小大说，他现在也只能喝一点稀饭了，也活不几天了。叫他回家，他又想来给那点子小孩一块玩。俺豆安排老师，随他便，想进班进班，想在外头玩豆呆外头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