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

杨士奇推荐了学问和官声都不错的薛瑄。于是皇帝下旨，把他从提学佥事（大约相当于教育部一个督学）提拔到大理寺少卿的高位（最高审判机构的二把手）。这王振重用自己的老乡，显然是想在朝廷培植自己的羽翼，和皇帝第一号红人攀上老乡关系，对别的官员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薛瑄这老兄升官后，毫无谢恩的表示。杨士奇这个官场老油子提醒他去拜见王振。薛瑄一口拒绝，理由是：“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中国历朝历代，官职这个公器常常被有权势的人用来做私自的人情送人，可他就是不愿意遵照这个潜规则行事。一天，在东阁议事，公卿们纷纷上前拜见，薛瑄屹立不动。王振过来向他行礼，他也不还礼。升你的官，你不谢恩，这倒罢了，场面上你都不给人家面子。这下薛瑄彻底惹怒了王振。   
  你要知道大部分朝廷官员是如何巴结王振的。据《明通鉴》记载，公侯勋戚都称呼王振为“翁父”。工部郎中王佑，因巴结王振被很快升为本部侍郎；都御史王文、陈镒，都跪在门口迎接王振；兵部侍郎徐晞向他卑躬屈膝，不久提拔为尚书。一时间士大夫丧尽廉耻，却怡然自得。   
  对这个不识抬举的同乡，王振一直想找机会陷害打击。两年后，王振的侄儿王山和一个刚死去的指挥的小妾通奸。王山想娶这个妾，指挥的大老婆不同意，于是小妾诬告大老婆毒死了丈夫。这个案子到了大理寺由薛瑄审判，经审讯小妾承认自己是诬告，薛瑄秉公替指挥的大老婆洗冤。都御史王文（就是那个跪着迎接王振的监察部长。监察官员都这样，大明吏治可见一斑）等人诬蔑薛瑄故意替人开脱罪责，又弹劾他受贿。薛瑄被逮捕入狱，判处死刑。   
  在监狱里等待处死的时间内，薛瑄还读《易经》，毫无惧色。到了行刑那一天，王振的家奴在灶边哭泣。这个王振大概还挺关心下属的，问家奴哭泣的原因。这个家奴说：“听说薛夫子今天将受刑，所以伤心。”连自家的奴才都同情薛瑄，王振也有点感动，再加上别的官员求情，薛瑄被释放回家，罢官为民。后来“土木堡之变”后，王振死在战乱中，薛瑄又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   
  薛瑄这样硬骨头的大臣，在太监的淫威下能够不死，完全是靠运气。大明一朝，忠贞的大臣被宦官冤死的不计其数。连张居正这样有作为的人，想要在朝廷立稳脚跟，也不得不党附大太监。颇有戏剧味道的是，那么多大臣给王振抬轿子，帮他整治薛瑄，他的家奴倒还敢实话实说。这奴才的心地和那些读圣贤书的大臣相比，差别咋这么大呢？      
一个大学士的地域歧视   
  在中国古代，地域歧视往往和政治混合在一起。因为古人极为重视籍贯，古人称一个官员往往称其籍贯而不是直接的名号，如熹宗朝被残害的忠烈之士，赵南星称赵高邑，杨涟称杨应山，他俩一是北直隶高邑县人，一是湖广德安府应山县人。而大奸臣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阮大铖是安庆府怀宁县人，便被人称为严分宜和阮怀宁。如此，这个人流芳百世，当地的人跟着沾光；这个人臭名远扬，当地人同样跟着丢脸。明代正德年间一个内阁大学士，任过吏部尚书的大官焦芳，曾不遗余力地推行地域歧视。   
  在五百年前的大明正德年间，这位大学士是河南人，他歧视的是江西人。   
  焦芳依附大太监刘瑾，为虎作伥干了很多坏事，两人合谋将在内阁中对刘瑾有所制约的正直官员如大学士刘健和谢迁以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削职为民，独揽了朝局。从此，他和刘瑾更肆意妄为了。   
  还在正德皇帝的爷爷宪宗为帝的成化年间，焦芳受到一个案子的牵连被流放。他怀疑此案是江西安福人彭华等官员在背后策划的，因为在此之前彭华经常讥讽焦芳没有才华。于是他对江西人恨之入骨，一旦权在手，便开始进行报复。恰好当时有一个南洋的小国满剌加派使臣来大明朝贡。一个叫亚刘的使臣，本是江西万安人，原名萧明举，在中国犯了罪流亡海外，改名换姓，没想到混出来了，还当了使臣。这个人确实品行不好，他和另一个满剌加土生土长的使臣端亚智同来天朝，途中他密谋到渤泥国（即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古国，金庸在《碧血剑》中，编了个故事，说到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最终流落到这个国家）索取财物，大约端亚智认为这破坏了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同意擅自行动。这个萧明举便把同行的使臣端亚智给杀死了。这当然是件大事，作为宗主国、使臣的目的地的大明朝不能不过问。   
  有大臣立马上了奏本，焦芳看完奏本，立刻如获至宝，把萧明举的犯罪行为和他的籍贯联系起来，大肆地攻击江西人。他在奏章的末尾批示说：“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华、尹直等，多被物议。且其地乡试解额过多。”于是奏请皇帝批准，减少了江西五十名乡试名额，并停止向江西人授予京官。焦芳还把古人拉出来给自己的地域歧视作理论根据，他说：“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这个荒谬的说法连另一个老资格大学士杨廷和都看不惯，替江西人抱不平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确的。江西已经被裁减乡试举人录取名额，难道还要把宋、元的古人拉出来审查惩治吗？   
  焦芳不仅仅歧视江西人，对其他南方人一并歧视，就是谈到古人也忘不了诋毁南方人，他专门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刘瑾。因为刘瑾是陕西人，他拍马屁增加了陕西乡试名额，当然也不忘给自己的家乡谋福利，将老家河南的乡试名额增至九十五，同时给山东、山西增加若干。——他也不能太露骨地只为刘公公和自己的家乡造福，别的北方省搭便车利益均沾。直到刘瑾、焦芳事败，被皇帝惩治后，各省乡试名额才恢复到原来的数额，一个大学士，如此明目张胆地搞地域歧视，看起来源于个人恩怨，实则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这种将同一地域、同一姓氏捆绑在一起，共享荣光和耻辱的落后观念，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有关。   
  古代中国是个立足于乡土的社会，多个朝代都有家乡五百里以内不许为官的回避规定，就是要防范地方势力。一个人通过科举出来做官，同乡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官员乡土情结割舍不断，因此官场上的人往往不以政见而以籍贯论是非。同乡总是互相提携，互作奥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个朝代，以籍贯为营垒的权力暗斗都很厉害。而科举是士子进入官场最主要的路径，哪个省科举成绩好，哪个省在官场的势力就会更大。唐代以前，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于北方，这和北方开化更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有关。宋代以后风水转过来了，北方被契丹、金人蹂躏，所谓“洙泗地，亦膻腥”，孔孟的故乡也在异族统治下。反过来南方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南方人在政治版图中的份额越来越重，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南方人的科举成绩越来越好。   
  宋代简直是江西人的朝代，无论政治、文化都是天下楚翘，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文天祥、晏殊父子这样的人举不胜举。明、清两代，包括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方，科举成绩更不得了，这和南方更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而重视教育的基础是这些地方经济上更为发达。明、清两朝为了平衡南北的政治势力，在乡试份额上已经对北方有所照顾，南方有所抑制。即使这样，江西、江苏、浙江这些省在科举中，成绩还是远远地超过其他省。焦芳裁减江西乡试名额是釜底抽薪的毒计，因此每三年江西参加会试、殿试的基数大幅度减少，那么中进士的人数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进士的人一减少，那么当知县，入翰林院，最后做部院大臣，直至进内阁的人就会减少，当地的政治影响也会随之减弱。   
  焦芳所谓南人奸邪，不能为相的论据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南方科举的成绩好，进入官场的当然更多，这有什么奇怪的。而其他做官的人一多，其中贪赃违法的官员绝对数也会比别的地方多。杨廷和所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确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清末有一个故事，戊戌变法失败后，专门举行一次经济科的会试，广东举人梁士诒文章写得很好，深得主考官之心，本来想录取为第一名的，上报给老佛爷批示，老佛爷看到他是广东人，心里就不高兴，康、梁这些“乱党”多出自广东。再看他的姓名，和梁启超同姓，和康有为同名（康有为名“祖诒”），更是极不舒服，大笔一勾，这个“梁首康足”的才子就名落孙山了。而第二名是后来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吹喇叭抬轿子的杨度，他也来自“乱党”很多的湖南，同样受到连累，丢了功名。老佛爷这番行为，可是地域加姓名的复合型歧视。      
严嵩的才气和乾隆的自知之明   
  严嵩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权臣，和明代弄权的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相比，严嵩是个科第出身的大才子。其文才不仅那些宫内宦官难以望其项背，即使是在同时代的文臣中间，也为世人公认。可惜他和严世蕃父子两人是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干起坏事来水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