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

   
  史书记载严嵩长得疏眉朗目，身材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且声音洪亮，出生江西却不说方言，一口标准的官话，仪表为文臣中的第一流，且在当兵科给事中的时候，政绩不俗。这是当然是他发迹的本钱，但他最大的本钱是“一意媚上”，揣摩皇帝的心思。在皇权时代，应当说这不是个特别耻于提及的毛病，而是生存的必须。皇帝欣赏他一是青词写得好，嘉靖希望长生不老，好道教，喜欢用青词来向上天祈福，当时入阁的大臣大多写得一手好青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皇帝让人制了五顶道士戴的“香叶束发巾”，赐给大臣。同在内阁的严嵩的同县老乡夏言认为有失体统，不愿意戴，因此得罪了嘉靖。而严嵩不但美滋滋戴着这顶道冠去拜见皇帝，而且在道冠外笼上轻纱，以示御赐之物，当倍加珍惜。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对，那时候讲“雷霆雨露，皆是圣恩”，君有赐不能不受。严嵩之坏，在于他利用皇帝的信任卖官索贿，将夏言、杨继盛等耿直之臣迫害致死。后来严嵩的儿子被杀，孙子充军，家产被没收，而他活到八十多岁，晚年乞食于墓地。——即向祭奠祖宗的人讨剩余的供品果腹，下场够惨的。   
  这个大奸臣，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非常棒，和宋朝两大“奸臣书法家”蔡京、秦桧的水平相若。可以想象，他当权时，不知有多少人求其墨宝，其书法的润笔费用绝对是让人咂舌的价码。政治人物的书法价码随着权势的消长而涨落，是一条规律。严嵩身败名裂后，他的书法盛名也被他的奸恶之名淹没了，但毕竟还是有些手迹留在后世。   
  据齐如山在一本书里记载，清代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可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三个大字“至公堂”，是严嵩所书。   
  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谁也会觉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令满朝书法好的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作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过无数遍“至公堂”，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满朝文臣所书，都不如严嵩，只好罢了，仍然让奸臣的字高高悬挂。   
  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总以为乾隆皇帝是一个很骄傲的皇帝。当然，这个号称“十全老人”的富贵天子有资格骄傲，他当政六十年间，至少表面上的文治武功超过前代。因此他很喜欢风雅之事，比如吟诗题词什么的啦。   
  说老实话，尽管他留下了一万多首诗，但没有人把他当诗人，因为他的诗大多是咏太平盛世的顺口溜，没什么诗味。他的字，是典型的“富贵体”，粗大、媚俗、中规中矩，现在许多地方还能看到。乾隆的字虽然没有风骨，有“墨猪”之嫌，但一笔一画和字的构架的基本功还在，放到今天也算是上品了。   
  可骄傲的乾隆帝面对前明奸臣严嵩的题字，他竟然是就书法论书法，没有因人废字，自己的“富贵体”不敢取而代之。——难得这个“十全老人”此番头脑清醒了一次，没有骄傲到自认为老子什么都是天下第一。      
海瑞这样的官有一个足矣   
  和扬帆出海的郑和一样，海瑞也是个回族。今天人到中年的人对他恐怕不会陌生。   
  《明史》说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这老兄“憨直”得实在是可以。他在淳安当县令的时候，顶头上司胡宗宪的公子，前呼后拥经过当地，因为驿站的小吏触怒了胡公子，这个衙内便将驿吏吊了起来。海瑞知道了，将胡公子捆了起来，说：“曾经胡总督巡视，下令沿途地方官不可铺张。今天这一行如此豪华，一定不是胡公子。”并没收胡公子数千两银子纳入公家仓库，然后再告诉胡宗宪。史载：“宗宪无以罪。”   
  哪怕胡总督心底里对海瑞恨得咬牙切齿，但表面上确实不好怪罪海瑞。海瑞玩的这一招很高明，他用“显规则”来对“潜规则”。上司你不是说要轻车简从，不铺张浪费，只搞“四菜一汤”吗？如果承认这个利用父亲权势的人是自己孩子，那在官场上多狼狈呀。私下了该怎样做，彼此心照不宣。只有憨直的海瑞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拿领导台面上的话当真。   
  海瑞敢这样对上司，是因为他有本钱。这个人没有后代，自己两袖清风，道德上没有什么瑕疵能让别人抓住。史载海瑞当县令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给母亲过寿，也就是从菜市场上买两斤肉。如果哪位有权势的人硬硬地去整这样一位公共舆论给予高度评价的清官，等于自己毁自己的名声。只要和海瑞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谁也不至于这样傻。所以对于做出捆绑胡公子这类小事的海瑞，上司不但不能怪罪，在公共场合还要表扬他，提倡他的精神和做法——虽然说这话的人知道自己和大多数官员不可能像海瑞那样。   
  海瑞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是另类，是稀罕物。他不但没被搞倒，后来还升任了户部主事。在这个位置上你好好地为大明朝廷整顿财政不就得了，他不，也许财政这类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并不适合他。海瑞在官场，唯一的目的似乎是用自己个人道德操守来衬托别人的不堪。他对上司胡宗宪那一招又用到了所有人的上司——嘉靖皇帝身上。   
  当时嘉靖帝享国日久，荒于政事。海瑞上表，演出了一出“骂皇帝”的戏。他说嘉靖皇帝“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这简直把皇帝比作商纣王、隋炀帝那样的主，皇帝看完后，大怒，将奏章扔到地上，对左右说，马上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跑了。   
  天子震怒，要杀他不是一句话吗？皇帝身边的宦官黄锦倒不糊涂，劝谏皇帝，说“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知道触忤当死，买好了棺材，和家人告别，把家中仆人遣散，自己根本不跑，就等着皇帝去抓他。   
  这一提醒让皇帝明白过来了。人家根本不怕死，杀死他倒成就了他冒死上谏的千古令名，自己反成了残暴之君。所以皇帝说，此人像比干那样，可是朕不能当纣王呀。但心中的怒火还是熄灭不了，只好把他抓进大牢里，不处理他，让他呆着。不久皇帝驾崩，新皇即位，给海瑞也给天下百姓一个面子，赦免海瑞出狱。   
  明代皇帝虽然专制，但是受礼法约束。皇帝的权力是硬的，而礼法的力量则是软的。如果皇帝什么都不顾，心想老子就做个桀纣之君又怎样，海瑞死十次也不够。可大多数皇帝对历史评价还是有敬畏感的，尤其当皇帝的年头越长，越考虑身后名声。杀了他，等于毁自己名声成就人家。不杀他，他好好地活着，还有了让人传诵的千古美名。怎样做，都是海瑞赚了皇帝赔了。大概因为皇帝发觉海瑞是有意击中自己的软肋，因此让他呆在牢房里，反正老子在位一天你一天别想出来，以后谁怎么处理老子管不着。   
  虽然皇帝和大多数官员不喜欢他，但朝廷总得需要这样的官员来装装门面。葛剑雄先生说海瑞“非常不得官心”，说他在官场是非常孤立的。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在民选时代，这种人倒能像马英九那样，靠“不粘锅”这类人格魅力来吸引选民投票。而在帝制时代，政治是对上不对下，谁能和这样令官场同仁避而远之的人做同道？   
  海瑞这样的官员，朝廷有一个来起道德楷模的作用，就足矣。大多数人不可能都像楷模一样，这类先进典型在朝廷中没有推广的可能，《明史》说他“诚为人所难能”很恰当。      
张居正不可能重用海瑞   
  张居正和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此时，两大名臣的权势是天壤之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为首辅，权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是个摆设。而海瑞在官场却是空前的寂寞，作为以耿直忠贞之名闻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在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   
  张居正因为害怕海瑞的“峭直”，尽管面对舆论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为此后人很是诟病张居正，认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压海瑞。   
  我以为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海瑞望尘莫及，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在那个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地位。张居正根本不用担心海瑞这个政坛的“低能儿”在权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头，一旦进了中枢，又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大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