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明武宗即民间所称的“正德皇帝”，他有四分之一的瑶人血统，生性好武，是个有名的顽童，所以虽设“内教场”，自己还能统驭。熹宗则不懂兵事，魏忠贤、刘朝等人“开内操”，加以锦衣卫及东厂也控制在他们手里，如是一旦要造起反来，扑灭相当麻烦，因而正人君子斥附和其事的沈为“肘腋之贼”，群起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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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坚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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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刘一坚卧不起
  户部尚书王纪则更指沈为北宋的奸臣蔡京。平心而论，沈没有蔡京那么奸，也没有蔡京的“本事”；但自沈入阁，为魏忠贤的势力渗入内阁之始，这一层关系甚大，因此论史者不能为沈恕。
  天启元年六月，复起的叶向高入京为内阁首辅，当时的阁臣共六位，叶向高、刘一燝、韩、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清一色的正人君子，且除朱国祚以外，都有很出色的政绩，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局面，足以匡君之失；抑制魏忠贤的扩张。但自沈于天启元年七月间入相，内阁内部从此多事，不久，刘一燝被攻，退出内阁。
  当时言官交劾沈，沈疑心幕后是刘一燝的指使，其实正好相反，刘一燝一向不买言官的账，言路对他颇有怨言。但小人之心，猜疑必多，于是嗾使他所厚相结纳的给事中孙杰上疏力攻刘一燝。熹宗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么来的，对刘一燝素具好感，当然加以慰留。
  这时就有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来了，一向持正论的侯震旸忽然亦疏劾刘一燝，讥刺他结纳王安。任何一个正色立朝的大臣，最讨厌的就是说他不以正道进身，刘一燝把这一点看得很认真，连上四道奏章辩白，并且请求解职。魏忠贤从中顺水推舟，传旨准他致仕回乡。首辅叶向高说他“有翼卫功，不可去”，熹宗复加慰留，而刘一燝“坚卧不起”；天启二年正月，又上十二道奏章求去，坚决如此，只好让他用公家的交通工具回南昌。
  刘一燝之所以非摔纱帽不可，实在是伤透了心，第一是为侯震旸所攻，不容于小人犹可说，君子亦不容，这份委曲何可言宣?第二是为吏部尚书张鹤鸣所排挤，而张鹤鸣受过刘一燝的提携，恩将仇报，自然亦让他寒心。宦途险巇，万念俱灰，唯有退隐田园，不问世事，这原是君子自处之道；但在君子与小人争得正紧张时，这方面从前线撤退了一员大将，局势自然大受影响。张鹤鸣平苗有功，而出任“本兵”，措施乖张，显得他并非大器，固无足论；独怪侯震旸无缘无故助纣为虐，不管他是别有用心也好，一时负气也好，像这样亲痛仇快的举动，实在令人痛恨!所以为言官者，不论他如何清操绝俗、侃侃能言，倘不能事事以大局为重，逞其私忿，操切行事，必误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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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只好辞官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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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沈只好辞官归里
  沈的行为，在大臣之中惹起了极大的反感。方从哲不过庸暗不知大体，屈服于来自宫内的压力之下，到底也还不敢彰明较著地阻挠大计、勾结内监，此所以移宫一案，正人君子得以放手做去，但就这样，已为言官攻击得体无完肤。然则相形之下，沈的甘为巨珰鹰犬，并且还有交通外戚驸马都尉王昺的情事，而所倡议者则又为足以引起大祸的“开内操”，凡此毫无心肝的恶行，自比方从哲更不可恕。
  因此，刑部尚书借阉党徐大化弹劾给事中周朝端、惠世扬一事发牢骚说：
  大化诚为朝廷击贼，则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弹文而与正人日寻水火?
  这里的“大臣”就是指沈。阉党为沈张目，以王纪所劾“大臣无立名，请令指实”，于是王纪正面开火，直攻沈，说他与蔡京“虽生不同时，而事实相类”，把沈“结纳魏忠贤”比作蔡京的“契合童贯”，把“逐顾命元臣刘一燝、周嘉谟”比作蔡京排挤吕大防、苏轼。又说：
  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传而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国罔上，百世合符者。
  这一段话中的“贿交妇寺”，当然是指客、魏而言，因此他们为“泣诉于帝前”，熹宗认为王纪太啰唆，申斥了一顿。
  另一方面，沈不择手段报复，利用兵部尚书张鹤鸣在论辽东兵败一案中恶熊袒王的机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熊有胆略而王好大言。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所以唆使王化贞不受经略节制，以致经抚不和而有广宁之失，其时方在议罪。此为明亡清兴的一大关目，亦为当时使门户之争深刻化的一大公案——挑起冤狱，将王纪牵涉在内，因而“削籍为民”。朝野对沈越发侧目，他的内心很不安，极力求去，于是跟刘一燝一样，“命乘传归”——这一个结果，是辅臣叶向高和朱国祚力争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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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矫旨赵选侍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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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魏忠贤矫旨赵选侍赐死
  当叶向高奉召而未到京前，方从哲曾屡次称刘一燝为“首辅”，这也许是方的谦虚，也许是讽刺，但不管如何，刘一燝并未以首辅自居。及至叶向高到京，就有人在他面前挑拨，意思是刘一燝想当首辅，忌叶向高的资望，一定会暗中争权。经过叶向高的观察，刘一燝并无此迹象，所以芥蒂涣然，曾极力支持刘一燝。以后王纪与沈相攻，王纪去位，叶向高便趁机替刘一燝抱不平，说：“纪交攻，均失大臣体，今以谳狱斥纪如公论何?”这就是表示，沈也该斥逐。朱国祚则以去就力争，大有羞与为伍之意。熹宗虽未听从，而沈自知得罪同僚，难安于位，因而极力求去。
  沈回到湖州，过了一年病殁，“赠太保、谥文定”。于此，我有段题外之话，附带一谈：清末朝士有南北之分，对政局的影响甚大。南派最早的首领为沈桂芬，处事廉谨而气量甚狭，与荣禄结怨，因利用翁同龢与宝鋆加以打击，荣禄由九门提督降为副将，自此投闲置散十余年之久。此为光绪六年春天的事。当年除夕，沈桂芬病故，恤典甚优，谥“文定”。但据李慈铭日记：“内阁拟谥文清、文勤、文瑞、文恪，旨出：谥文定。”此特谥的原因何在?出于何人的建议?是否有人为荣禄不平，借以比拟为同为南方人、同为姓沈的沈?这是近代史上值得探索的一个有趣的课题。
  沈虽去，内阁中又来了两名阉党，一个叫顾秉谦，一个叫魏广微，其时在天启三年正月。从此时开始，魏忠贤的恶势力已很难制，所以在天启三年这一年中，客、魏做了许多坏事。
  先谈第一件，《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篇：
  光宗选侍赵氏与客、魏不协，矫旨赐死，选侍尽出光宗所赐珍玩列于庭，再拜投缳而绝。
  光宗的选侍早已都打入仁寿殿“养老”，在凄凉寂寞的永巷中，过着为人遗忘了的日子，何致与客、魏不协?《明史纪事本末》的这段记载不是采访不实，就是有意为熹宗讳。我现在把他的真相揭发出来。
  先看《明史·后妃传》：
  选侍赵氏者，光宗时未有封号。熹宗即位，忠贤、客氏恶之，矫赐自尽。选侍以光宗赐物列案上，西向礼佛，痛哭自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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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妃为客、魏幽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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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裕妃为客、魏幽禁而死
  《明史纪事本末》与《明史·后妃传》所记的事实相同，唯一的差异是赵氏的封号，依《后妃传》载，在“光宗时未有封号”，则“选侍”系熹宗所封，如是便又产生有两个疑问：
  第一，嗣君封先帝所眷的宫人，不外三种原因，一种是普遍加恩，如明初诸帝对殉葬先帝的宫女往往追封为妃，荫其亲属；一种是虽为先帝所眷，而以某项特殊原因，先帝在日未能加封，此时仰体亲心，特予封赠；再一种是于己有恩，以封号为报答。但不论哪一种，传中一定可以看得出原因；只有熹宗封赵选侍的原因不明。
  第二，《后妃传》说赵选侍有“光宗赐物”，《纪事本末》则更指明此“赐物”为“珍玩”；果如所言，则赵氏亦为光宗所宠，何以未有封号?
  这两个疑问，要看杨涟在天启四年六月奏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的原疏才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其“大罪八”：
  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
  两相参看，可知这个“旧贵人”就是赵选侍，而“赐物”非光宗所赐，实为熹宗所赐。客氏“恶之”，当然有吃醋的成分在内。
  “宠注”先帝所曾幸的宫人自为失德，《明史》于此以隐笔为之讳，说“光宗时未有封号”，却又不明言为熹宗所封，更不提她因何得封，无文字处有文字；而所谓“西向礼佛，痛哭”，则是曲笔，因赵氏以先帝选侍的身份，则必居仁寿殿，其地在故宫东面，即今寿宫原址，所以“西向”者，是遥叩乾清宫帝座。礼佛固可以西向，但不必陈设御赐珍物；陈“赐物”而叩别，是谢皇恩，历朝宫嫔受雨露之恩而临死不得一见君王的，往往有此举动。但此“物”如为先帝所“赐”，谢恩为谢先帝的恩，则当北向，不当西向。
  客、魏第二件坏事是杀裕妃张氏，《明史·后妃传》：
  裕妃张氏，熹宗妃也，性直烈，客、魏责其异己，幽于别宫，绝其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