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可惜东林名流，除了少数如邹元标等人以外，都不免书生之见。
  孙慎行和赵南星都是这样的人，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了阉党那面。“东林未必皆君子，阉党未必皆小人”，为清初对天启朝局的定评，何以君子亦归于阉党?其故可思。
  以赵南星与魏广微为例，魏在入阁后，修后辈之礼，去拜父执的赵南星，如果赵南星不是崖岸自高，正可以利用这层关系，影响魏广微，使其不致为恶；谁知“三及其门”，“阍人辞而不见”。结果魏广微发了话：“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本来做此官行此礼，布衣可傲王侯，做了官须守朝廷的体制，宰相拜尚书，三往而不纳，是赵南星无礼。东林名流，常有这种过分的言行。
  由于东林看不起顾秉谦与魏广微，处处予以难堪，顾、魏“决意倾善类”以为报复。人非圣贤，报复不足为奇，只是君子以直报怨，而小人则常会迁怒无辜。顾、魏两人就是如此，他们找了一册“缙绅便览”，在名字上面做了记号，一个是“邪党”，一种是“正人”——东林中人自然是邪党，一共一百多；阉党及其同路人为“正人”，共六十余人。照数字上看，君子多于小人，应该邪不胜正；问题就在于君子疏而小人密，除非“沉默的大多数”能够发生作用，否则君子总不是小人的对手。
  这册“缙绅便览”成了魏忠贤手里的黑名单，东林就惨了。而顾、魏二人上了这个黑名单，无异表示与所有的正人君子为敌。正如俗语所说的“横竖横”，小人索性一面倒，整个儿投向魏忠贤，正邪决裂之势，在此时已充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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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南星打落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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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赵南星打落水狗
  顾秉谦和魏广微的一面倒，使得魏忠贤能逐去叶向高、韩等辅臣及掌握人事大权的赵南星，这是天启四年的事。在这一年，东林已经落了下风——东林和阉党的大规模斗争是在天启三年，东林这面的主将就是赵南星，所以赵南星的升沉最可以象征东林的兴衰。
  赵南星字梦白，河北高邑人，进士出身，资格很老。他做过吏部文选员外郎，这个职位在六部司官中可以居首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人事行政局长，而权犹过之。万历二十一年，因处事认真，为人所攻而落职。东林的根据地在江苏，在北方则有赵南星为桴鼓之应。光宗即位，起用为太常少卿，升迁甚速，到天启二年，邹元标以左都御史告老，赵南星接替他的遗缺。一年以后，调为吏部尚书。
  这年是癸亥年，逢京官大计之年——即所谓“京察”，六年一次，逢巳、亥之年举行。赵南星大权在手，毫不客气，以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四人，“先议结党乱政议黜之”，那四个人的直属长官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赵南星著《四凶论》，终于在“下等”的“八目”中，以“不谨”的考语，把这四个人淘汰掉。
  按：我以前谈过万历末年政治上的派系，当时有齐、楚、浙三党，亓诗教是齐党，赵兴邦是浙党，官应震和吴亮嗣是楚党，这些人的靠山是神宗郑贵妃娘家的郑皇亲，凭借言官的身份横行霸道，其作风之恶劣，可从《明史·李朴传》中所载的奏疏中看出来：
  深结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
  照这个样子，加以“不谨”的考语看来毫不冤枉。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第一，自光宗做了一个月皇帝，乐极生悲，死于女色时，郑贵妃已经垮台，冰山一倒，齐、楚、浙三党无形中销声匿迹，大可不理旧案。
  第二，如果真的要公事公办，那“四凶”是过去之凶，眼前若干阉党比他们更凶，何以放过?所以赵南星此举，即使不是打落水狗，也难免意气用事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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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与阉党相火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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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东林与阉党相火拼
  由于赵南星曾受三党排挤，所以他的“四凶”论不免予人以借故报复的印象；同时援引东林被废诸人重登朝班，升迁亦似乎太快，这都是可议的地方。
  至于魏忠贤，起先对赵南星与众不同，这或许因为同是河北人的缘故，结果因赵南星的书生习气搞坏了关系，《明史本传》：
  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南星麾之去。尝并坐弘政门选通政司参议，正色语忠贤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忠贤默然，怒形于色。
  他对魏忠贤说的话自是正论，但魏忠贤不识字，哪里懂得这些道理?而况以魏忠贤的作风，又岂是大庭广众之间，片言可以使其愧悔改过的?所以赵南星的对牛弹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明朝的宦官用事，由来已久，这种政治形态上的畸形存在，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赵南星如果懂得政治艺术，正应该珍视魏忠贤对他的好感，设法规过私室，则必能有所匡正，那一来可能历史又是一种写法了。
  由于天启三年京察的不免失平，因而三党人物如王绍徽、阮大铖、崔呈秀、冯铨等人都成了阉党。崔呈秀后来成了魏忠贤最亲近的心腹，那是天启四年九月间的事。
  东林与阉党大规模开火的第一个高潮，起于天启四年六月，此即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一举。杨涟自光宗泰昌元年拥立有功，有个后来成为阉党的御史贾继春，说他与王安相勾结，“图封拜”。正人君子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说法，而小人又最喜欢用这种说法来诬侮君子，结果杨涟不胜愤慨，抗疏求去，意志坚决，这年十二月就已出都。天启二年复起为礼科都给事中，一年多的工夫升到左副都御史，这一半就是赵南星的力量。
  《明史本传》：
  是时魏忠贤已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涟益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邪。忠贤及其党衔次骨，遂兴汪文言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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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言被逐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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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汪文言被逐出都
  《奉圣夫人》写到这里，开始要谈有名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被难的经过。从来君子与小人之争，未有如这个冤狱悲惨壮烈，而汪文言为其中的一条脉络分明的导火线，所以应从此人谈起。
  汪文言是个奇士，才气行径与清末红极一时的张荫桓相仿佛。他是安徽歙县人，出身狱吏，多计谋，有侠气，在万历末年，为地方大吏遣到京城当“坐探”，刺探朝中消息，先期驰报，好做准备。
  吏与官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为了交游方便，他捐了个监生，并且倾心结纳王安，要借贤者的势力以伸志。当时政治上的派系，如前所述，为齐、楚、浙“三党”，汪文言找到“三党”之间的空隙，使他们扩大裂痕，互相攻击，大破“三党”。及至光宗即位，王安用事，短短一个月之间，尽罢万历年间的秕政，即出于汪文言的献议。而王安与刘一燝、杨涟合作，得以逐郑贵妃、李选侍，扶立熹宗，亦以汪文言居中联络之功居多，因而颇为东林所重。
  等魏忠贤杀了王安，顺天府府丞阉党邵辅忠便弹劾汪文言，褫夺他的监生，驱逐出都，复又逮捕下狱；但此时东林的势力方盛，汪文言终得无事。而经此一番波折，注文言的名气却越发响亮了，交游公卿之间，成了个大名士，其门如市，“舆马尝填溢户外”。
  叶向高复起，用汪文言为“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比清朝的军机章京还重要，仿佛现在的行政院秘书长或副秘书长。韩、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都跟他往来，行踪甚密。
  那时左光斗当左佥都御史，他是安徽桐城人，把他的大同乡阮大铖援引入京当给事中。按：给事中依六部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御史按省分为十三道，合称“科道”，皆指言官。就言责而论，清朝重御史，明朝重给事中。给事中职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由此可见，给事中不但稽查六部百司，而且亦考查到皇帝的行事。六科给事中的长官，称为“都给事中”，权柄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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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言廷杖褫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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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汪文言廷杖褫职
  其时吏科都给事中出缺，照年资推论，该一个姓周的迁补，其次是阮大铖，再次是魏大中。阮大铖想谋这个缺，活动到魏忠贤左右，请他发一道“中旨”，借故不准那姓周的迁补，好让他成为第一优先。赵南星知道了这件事，很讨厌他，于是援用规定，预备以阮大铖例行调任，连原来的给事中都将当不成。阮大铖疑心这是左光斗在捣鬼，因而结了怨，当然也恨魏大中。
  另一方面，有熊明遇、徐良彦都补佥都御史，而赵南星引左光斗补这个缺，熊、徐二人跟左光斗又结了怨。至于魏大中则冤家更多。
  魏大中是浙江嘉善人，受业于高攀龙，家里极穷，而不以穷为恶，慨然有天下之志；天启四年春间正当礼科的副长官左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