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如果形势严重，便上前一疏；倘或事态缓和、犹有可为，便上后一疏。
  阮大铖这个“七年合算”一说，确是政治上的高级手法，杨维恒得疏大喜，立刻缮上，大致是说：
  汪文言以徽州库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年入幕，移宫之疏，纷纷迎合，此中外倾谋宫闱之始。御史贾继春疏揭力争，汪文言等嗾台省谀王安，佐杨涟、左光斗。贾继春削职，此中外谋杀言官之始。汪文言处霍维华以谢王安，逆阉效之，逐感畹，撼中宫，此中外谋危母后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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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宗即位枚卜求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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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三、思宗即位枚卜求贤
  以王安为“乱政”的罪魁祸首、东林为王安的帮手这个说法来抵消魏忠贤乱政及阉党这个名目，为阮大铖“七年合算”的主旨所在，目的是要搞成“一锅煮”，无所甄择，只好不了了之。其中最巧妙的一句话是“逆阉效之”，意指魏忠贤所做的坏事是学王安的样。阮大铖的奸狡，由此一端即已充分表现。
  到了崇祯二年正月，终于开始“定逆案”。之所以迁延到这时候，主要的原因是，魏忠贤虽败，阉党犹满布朝列，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来主持此案。《明史·钱龙锡传》：
  庄烈帝即位，以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榗皆忠贤所用，不足倚，诏廷臣推举，列上十人。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这六个人都是新进，资望较浅，还斗不过阉党，同时也不能获得思宗的充分信任，于是崇祯元年五月，召韩还朝，十二月抵京。下一个月就有定逆案的诏旨，由韩主持其事。
  当时边患正急，而关中贼势已炽，韩和钱龙锡等人的意思，以阉党中的首要、次要分子斥逐已多，为了安定政局，不主张大张旗鼓来办，而思宗不允，《明史纪事本末》载：
  逆珰既伏法，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学士韩、钱龙锡不欲广搜禁锢，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大不悦，再令广搜，且云：“皆当重处!轻则削籍。”阁臣又以数十人进。上怒其不称。
  思宗不但要办外廷的阉党，而且还要办同恶的太监。阁臣以“外廷不知内事”推辞，思宗认为阁臣不是不知道，是不肯任怨。于是：
  阅日，召阁臣，指黄袱所封章疏累累示阁臣曰：“此皆珰实迹也。宜一一按入之。”阁臣知势难遗漏，乃云：“臣等职司辅导，三尺法非所习也。”
  六十四、大学士韩等定逆案
  于是降旨以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参定逆案。据《明史纪事本末》载：
  二月壬子，召廷臣于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对曰：“二臣无实事。”上曰：“瑞图善书，为珰所爱；宗道祭崔呈秀母，称‘在天之灵’，其罪著矣。”问贾继春何以不处，阁臣言：“继春欲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反复，其持论间有可取。”上曰：“唯反复故为小人。”……三月辛未，廷臣上《钦定逆案》，诏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
  据《明史·阉党传》七等定罪的名单是如此：
  一、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
  二、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三、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许志吉、孙如洌、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王体乾。
  四、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崔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桢、李鲁生、杨维恒、张讷、郭钦、李之才。
  五、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王绍徽、阮大铖等。
  六、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黄立极等。
  七、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另行处置。
  逆案定罪有侥幸、有冤枉，尤以太监中为然。总结这重公案，客、魏七年，百毒尽发，而大伤元气者，在邪正攻伐，两败俱伤，人才一空，以致思宗拜相，不得不用枚卜。而崇祯十七年间，用宰相至五十人之多，此虽由于思宗轻于进退赏罚的个性所然，但基本上还是因为才难，以致如杨嗣昌这样稍有作为的便得大用，而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之流居然大拜。可惜的是东林孤儿，类皆大器，但国亡家破，不得其用，山林野寺，与腐草同朽，可悲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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