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五彪”以掌锦衣卫的左都督田尔耕为首，他跟魏忠贤为莫逆之交，又是魏忠贤所有干儿子当中最有权势的一个，所以有“大儿田尔耕”之谣，他有个心腹是苏州人，名叫杨寰，官居锦衣卫理刑官，亦为“五彪”之一。
  此外还有锦衣卫指挥崔应元——原是个市井无赖，充校尉以冒缉捕之功起家——以及东厂理刑官孙云鹤、掌镇抚司的许显纯。
  “五彪”中除去田尔耕，就以许显纯的恶名最著。他是客氏的同乡，河北定兴人，家世很好，祖父许从诚是驸马。他本人是武进士出身，先当锦衣卫指挥佥事，及至刘侨去职，魏忠贤派他代替。此人略晓文墨，在厂卫中算是一个人才，但才适足以济其恶，而此才又只是小有才，出以贪残阴狠之性，便只能为魏忠贤做毒爪，自己不能有所作为。
  据《明史本传》：
  显纯性残酷，大狱频兴，毒刑锻炼。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余人皆死其手，诸人供状，皆显纯自为之。
  这就是他“略晓文墨”才能做得出来的坏事。但小人常有极端矛盾的两种性格，许显纯在羊面前是狼，而在狼面前是羊：
  每谳狱，忠贤必遣人坐其后，谓之“听记”；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问。
  怕魏忠贤怕到如此，就因为他知道，如果得罪了魏忠贤，一旦为阶下囚，则他今日所施于杨、左的毒刑，就会照样降落到自己身上。
  “五彪”的结局自然非死即充军。田尔耕与许显纯罪最重，于崇祯元年六月伏诛，人人称快，可想而知，忠奸之判，往往在临刑毕那一刻显示得最强烈。
  五十九、开馆修《三朝要典》
  当阉党对东林及其他异己者展开攻击时，魏忠贤手中握有好几张黑名单，最初是魏广微、顾秉谦所进的一部《缙绅便览》，上有记号，点明“邪党”、“正人”；后有齐党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又有御史卢承钦仿《点将录》所编的《东林党人榜》，分为“元帅”、“副帅”、“先锋”、“敢死军人”、“土木魔神”等等名目。此外还有《天鉴录》、《蝗蝻录》等所谓“七录”，最后则有《三朝要典》。
  “三朝”是指万历、泰昌、天启，“要典”则是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由霍维华创议，以大学士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开馆编纂。如是就不问可知，编《三朝要典》的用意在混淆是非，为东林党人制造罪名。
  《三朝要典》论三案的结论是如此：
  其论梃击，以王之寀开衅骨肉，为诬皇祖，负先帝；论红丸，以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终，更附不讨贼之论，轻诋皇上不得正其始，为罔上不道；论移宫，以杨涟等内结王安，故重选侍之罪，以张翊戴之功。于是遂以之寀、慎行、涟为三案罪首。（《明通鉴》卷八十）
  这就是说，阉党认为神宗对光宗与福王之间，并无偏心；光宗的崩逝，并非为红丸所误；李选侍盘踞乾清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其时正在修《光宗实录》，凡事关三案的，都根据《三朝要典》加以“更正”。这是篡改历史!而从此魏忠贤要杀东林，只要根据《三朝要典》来编造罪名就行了。
  幸好，《三朝要典》成书不久熹宗即已崩逝，历史真相始不致泯灭。崇祯初，首请毁《三朝要典》者是倪元璐，他的奏疏立论相当公平，他认为对三案持正反两种看法的，“各有其是”，譬如认定梃击一案为郑贵妃及其亲族的阴谋，用意是在保护东宫；而不以为有什么阴谋的，用意是在安定朝局。此正反两面，虽然主张不同，势如水火，但只是就事论事，并不像魏忠贤得势后，“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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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要典》奉旨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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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三朝要典》奉旨销毁
  倪元璐认为三案“经此二借”，面目全非，“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换句话说，在阉党谈三案，东林是欺诬先皇、离间骨肉的罪人，而魏忠贤则是苦心调护宫廷、安定政局的功臣，于是打击东林乃为势所必然。但“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成翻局”，阉党为了使东林永世不得超生，于是“创立私编，标题要典”，因为是奉旨所编的官文书，自具有法律上的作用，在当时，可据要典所认定的是非入东林于罪；在将来，万一有翻案的局面出现，则魏忠贤可恃钦定的要典为有力的证据，免去死罪。因此，倪元璐提出非常通达明快的结论和建议：
  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唯有毁之而已。
  思宗接纳了倪元璐的建议，降旨收集《三朝要典》成书以及原版，加以销毁。时为崇祯元年五月，魏忠贤死后半年。
  魏忠贤死于思宗接位以后的第三个月，当时弹章纷飞，思宗都一概未发。以后有嘉兴贡生钱嘉征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过功；九、朘民；十、通关节。思宗看局面已经稳定，可以动手了，于是把魏忠贤找了来，叫一个识字的太监把钱嘉征的奏疏念给他听。
  由太监念奏疏，是明朝皇帝处理政务的一种特殊方式。清朝皇帝，凡有奏章，都是亲自阅看，降旨亦必出于亲裁，此即鉴于明朝政柄下移之失的有力矫正。明朝皇帝由值书房的太监念奏疏，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懒，自己不高兴看，叫太监念，像明神宗那样，可能一面躺着抽鸦片，一面听奏章；再有一个原因是看不懂，像熹宗那样。不看而听，必生流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由王体乾念奏疏，把其中要紧的话略而不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六十一、客氏步赴浣衣局笞死
  至于思宗命太监念钱嘉征的奏疏给魏忠贤听，自是治罪的第一步，所以魏忠贤大起恐慌。其时思宗有个从王府带进宫的太监，名叶徐应元，算是心腹。魏忠贤跟他是赌钱的朋友，便走他的路子，送了一份极重的礼，希望他能在思宗面前说情。结果徐应元受了一顿申斥，发遣显陵安置；而魏忠贤得到了发凤阳安置的处分，行到安徽阜城地方，得到消息，已降旨逮捕法办，魏忠贤知道这一下绝无生理，被捕后徒然受刑吃苦，于是在旅途自缢，但亦并未落到一个全尸，奉旨“磔尸，悬首河间”——明朝的太监出在两个地方，南则福建，北则直隶河间府，此举的用意在警告那里的“净身男子”不可学魏忠贤。
  魏忠贤一死，客氏的一条命当然也保不住了。她是先被抄家，发现宫女八人，《明史》上说她“盖将效吕不韦所为”，这也就是计划使这些宫女受孕后进于熹宗，生子继承大明天下，为李代桃僵之计。只不知预定中的吕不韦是魏良卿，还是客氏的儿子侯国兴。
  客氏的毕命，使用宫内的单行法。按：明制，宫人年老退休或有罪者，发浣衣局居住。浣衣局俗称浆家房，所以有浆家房胡同，即北平西北的蒋养房胡同。客氏奉旨步赴浣衣局受杖，被活活打死，明人笔记上说，还有“焚尸扬灰”的身后之刑，可以想见思宗对她的深恶痛绝。
  当魏忠贤发遣时，魏良卿亦下镇抚司狱。及至太监王文政奉旨抄客氏的家，发现宫女，思宗大怒，笞死客氏的同时，她的儿子侯国兴亦被捕，与魏良卿一起正法。《明史纪事本末》记：
  良卿谨慎，稍善言词，国兴昏愚，与人坐，辄欠伸入梦乡。至是，俱骈首受戮，婴孩赴市有盹睡未醒者，天下以为惨毒之报，无不快之。
  就当时客、魏流毒天下而言，固自有此一“快”；但三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侯国兴似乎是个白痴，在智力上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婴孩更属无辜，糊里糊涂降世，糊里糊涂送命，其间还糊里糊涂封侯封伯，有过一场他人辛苦一生所巴结不到的富贵，这样的怪事，实不知其为悲惨，是滑稽。
  六十二、客、魏的亲属都被充军
  其余客、魏两家亲属，如客氏的两个内侄客光先、客璠，魏忠贤的女婿（按：魏忠贤入宫已在成年以后，当是早年生过一个女儿）杨六奇都得了不准赎还的“永戍”的罪名，在当年冬天锒铛就道，充军遐荒。
  客、魏伏诛，天下称快。当时社会宣泄郁积之情、表达是非之感，有个最流行的方法，就是编剧搬演。张岱的《陶庵梦忆》有一篇《冰山记》：“魏党败，好事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扬台，观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他又描写伶人扮杨涟一上场，观众无不动容，都说：“杨涟、杨涟!”仿佛真的杨涟出现了似的，这就是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在京里，元凶既除，次及阉党，一个个削官或者充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霍维华、杨维恒、阮大铖三人早就留下了后路。首先是阮大铖，从魏忠贤杀了杨、左，被召入京，当太常寺卿，此时他已看出魏忠贤不可恃，所以住了几个月，告假仍回原籍，同时做了消灭罪证工作，厚赂魏忠贤的门官，把他平日谒见魏忠贤所投的名刺全数收了回来。
  这三个人是死党，等魏忠贤一败，祸将及己，阮大铖便写信给杨维恒，附了两个疏稿，一个参劾魏忠贤、崔呈秀，一个是所谓“七年合算”，把熹宗在位的七年都看作邪党当政，起先是王安，佐以杨涟及东林，王安一死便是魏忠贤，佐以崔呈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