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北京人’化石必须尽快想办法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翁文灏在回信中再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让裴文中与胡顿联系，尽快拿出一个切实的方案。 
  “这一时期来，我也有这种预感。但究竟怎么才能防止万一呢？”面对裴文中焦虑不安的神态，胡顿问。 
  “很显然，化石是不能按第1种方案留在北平，看日本人的来头，即是把它藏在老鼠窟窿，他们也会找到的。”裴文中望了一眼胡顿，接着说：“我看还是向重庆和纽约方面说明情况，请他们在第2和第3种方案中选择一个。”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胡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并请裴文中具体办理。 
  电文发出后，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用的警卫人员外，胡顿还做出规定：研究室人员轮流夜间值班，严防“北京人”被盗。许多年后，胡承志回忆说：“每天魏敦瑞用‘北京人’作研究，自己也用真品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许真品在保险柜外过夜。而且，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甚至连他做模型工作，也必须有一个店铺为他担保。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4)   
  时间一天天过去，气候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飘落，严酷的冬天到来了。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恶化，“北京人”何去何从，也就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最后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北碚，呆呆地望上一会儿，渴盼着对方的传来的消息。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杳无音信。处于烦躁焦虑中的裴文中内心又陡然增添了一种无奈和惆怅。 
  这个时候身居重庆的翁文灏，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与党内党外勾心斗角的人事纠葛，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至极。尽管处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官宦地位，但翁文灏还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为“北京人”的命运而殚精竭虑地奔波忙碌。当他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后，便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进联系，就“北京人”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多次电函联系，商讨对策。由于局势混乱，战争迫近，数月之后，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驻美大使胡适表示对此竭诚相助，力保“北京人”赴美后的安全与主权不发生变故。由于“北京人”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其去留关乎国家荣誉，翁文灏本人无权做主，必须得到最高当局批准方能成行。因而，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介公委员长钧鉴：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可虑，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为避免可能之灾难，请就迁移之去向明示为荷。 
  蒋介石接到电文，同样感到左右为难，一时打不定注意。“北京人”如同古代之九鼎，可谓镇国之宝。尝言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九鼎在国势命运中的重要程度，从“问鼎中原”等典故中可见出分量。 “北京人”的世界声誉和所具有的强大文化力量，使颇为自负的蒋介石也不敢冒然行事，草率地决定迁移去向，此事只好悬而不决。待蒋介石回到重庆后，翁文灏再度催促此事，并表示：“北京人”危在旦夕，必须速作决定，并着手行动。否则“北京人”将不复见矣！蒋介石意识到此事已迫在眉睫，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令行政院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相商，自己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经过几番慎重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内中因缘。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打成了什么协议，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5)   
  “北京人”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忽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既然中美双方总算打成“北京人”转移的协定，面对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协和医学院高层不敢怠慢，立即着手行动起来。而行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装箱。这一历史性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胡承志身上。 
  胡承志原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几乎都出于他一人之手。1931年春，年仅15岁的胡承志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当杂工。由于环境熏陶，加上胡本人年轻好学，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水平都大有长进，读写皆已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后来，他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帮助步达生修补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步达生死后，他成为新一代主任魏敦瑞的助手，主要任务是修补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成果颇得魏氏的赏识。正是由于胡承志所处的独特位置，装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是惟一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追寻“北京人”下落的第一个高潮时，曾专门找到胡承志了解过这一段历史情况，胡在出具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两木箱装好后，即书CadⅠ和CadⅡ。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自此之后，“北京人”下落不明。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当“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已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胡承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令他感到无比痛楚又有苦难言。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至于当年撰写的一份至关重要“北京人”遗失经过的报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本人也已渐渐淡去了印象，不再记得了。 
  事隔55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已是80多岁高龄的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籍此证据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之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