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内容如下：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 
  岳：装箱的事与博文有关吗?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6)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但据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给贾兰坡先生一封信，信中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还有，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也说是这个日子。我觉得您与裴文中的说法有点矛盾，若按裴先生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1941年12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您又说二人的共同回忆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再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哎呀，你不说我还记不得了，我是曾写过一个报告，那是中科院查找“北京人”，他们找到我，让我回忆，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大概还在他们那里保存着，具体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了。“ 
  岳：“是的，现在您那份报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我查到了，内容就是装箱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箱子大小等等。” 
  胡：“是这样的，不过你现在问我，准确的日期我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是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岳：息式白？何许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不怎么漂亮但很风流，二十岁出头，整天跳跳搭搭，和不少男人眉来眼去的，我们这边的人不太看得起她。她的名字又译作克拉·塔什黛安或赫斯博格什么的，真正的英文名字是Miss Hirschberg。其人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岳：噢，这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没错，是息式白。她找到我后，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博文打电话来，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岳：可您于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是博文亲自找到您的？ 
  胡：那时可能是那样说的，现在想一想，应该是息式白，不是博文，当时很混乱，回忆有些差错是正常的。 
  岳：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敦瑞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要避开裴文中，而让一个跳跳搭搭，整天与男人眉来眼去的放荡女人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兵马司九号，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岳：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应该不算一个问题。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7)   
  胡：这我就搞不清了，他们之间的事我是曾不过问的。 
  岳：在这个关键点上，博文会不会有意避开中国人，有别的企图? 
  胡：你是说博文搞鬼？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岳：胡顿与博文同是美国人，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撑的。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也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归属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产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这我不知道，他想占有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有过一番这个意思的论战，但没有什么结果。这个事情我没有证据，不好多说，无可奉告。 
  岳：噢！这个问题就先搁这儿，不再提了。我们再回到装箱这个焦点上来。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后，我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马司裴文中的办公室，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还问怎么办?裴说：“你赶紧装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岳：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这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谁? 
  胡：这个人叫吉延卿，是协和医院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中国人。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来。 
  岳：吉延卿此人现在还在世吗?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忆一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您一个中国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个了。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秘密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包好后，我才小心翼翼地将它装入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汲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因为不这样的话，在动输途中就容易碰撞破碎。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CadⅠ和CadⅡ”的字样。 
  岳：您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大约两个多小时。 
  岳：才两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因为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也就是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箱子是我找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就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后来见协和医学院还算平静，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到了协和医学院的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因为魏敦瑞不断研究，我也做模型，化石就从箱子里重新拿出来了，有时放回去也没有包装，想不到两个箱子后来又派上了用场。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8)   
  岳：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