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当一切处理完毕后，他特意用军用砍刀在埋藏地点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日后寻找。 
  当这一切了结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 
  再之后，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73l部队的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真情。而且，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它贵重标本重现人世。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7)   
  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他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偷匿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当心中的秘密说出并留下遗嘱后，日本老兵很快去世了。受托的剧作家久三枝感到事关重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并一度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为了证实那个原日本731部队上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照嘉藤刚清告知的线索，悄悄地在协和医学院以东地区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两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 
  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个原日本上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作了反映。中科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研究员，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甲3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由于线索的来源已先后经过了几个人转述，到了仰木道之这里已被打了折扣。不过，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作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叶、张二人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作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其中日坛的坛，是指一个正方形的石砌台子，称“拜神台”。在方台外围环以红砖墙，东、西、南、北皆有石棂星门。棂星门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苍松古柏。挂映在苍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古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二十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区。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个原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日满亲善”，破坏神道与当时的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8)   
  尽管叶捷和张森水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出于对“北京人”的感情与尊重，还是认为仰木道之提供的线索不应错过，且事关重大，在尚未被事实所证实之前，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何况，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若真能找回“北京人”，对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莫大的告慰。因此，叶捷和张森水将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作了书面报告。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作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电震探测有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任务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事宜。意想不到的是，日坛公园的负责人拒绝发掘。其理由是，一旦发掘，将破坏神道和古松，而日坛公园里的神道和古松是万万破坏不得的。面对此情，叶捷只好再三说明发掘、寻找“北京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后又几经协商，公园负责人终于同意借助给古树复壮的机会搞点小规模的发掘。 
  双方协议总算达成，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6月3日上午8时整，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室，其人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18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藤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三位日本人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丘占祥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作了动员讲话。秦大河对此次发掘充满了期待，他情绪激动地说：“‘北京人’化石自1941年神秘失踪到现在已经是五十五个年头了，自从这珍贵的化石失踪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国际友人曾为寻找一事作了大量的工作，中科院也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没有可靠的线索。这次根据日本朋友仰木道之先生提供的最新线索，前几天我们对埋藏地点作了物理探查，发现情况确有异常。也许，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真的要回来了，而最早迎接他的就是我们。可见，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迎接这位历史老人时，要注意保守秘密，不要节外生枝，让他再次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