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有一次在讲堂上，军曹滕川及助手当场将毒气释放出来，队员们没有人敢动。当10多分钟后门被打开时，讲堂内的人已被毒气呛得拼命咳嗽，头昏脑胀，眼泪、鼻涕横流，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只听军曹和助手大声喝道：“好好记住，这就是毒气！”《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    
    化学武器是进行化学战的物质基础，日本陆军研制的进攻性化学武器（包括化学毒剂）大致可以分为14类，百余种。其中被制式化的化学毒剂达9种之多。从时效性上看，可以分为一时性毒气和持久性毒气。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大量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伤亡8万多人。这中间，关东军化学部队也是重要的实施者。    
    由关东军516部队生产的毒气制品有：芥子气（黄色1号）、路易氏气（黄色2号）、氰酸（茶色毒气）、碳酰氯肟（青色毒气）、联苯氰基胂（赤色毒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的毒瓦斯，路易氏气属于速效性糜烂毒瓦斯，氰酸是窒息性毒瓦斯，碳酰氯肟和联苯氰基胂都属于刺激性毒瓦斯。516部队研制的这些种类的毒瓦斯，除了直接做成毒气弹外，还把它装进迫击炮弹内。这些毒气弹，首先由与其毗邻的满洲第525部队（即关东军迫击第2联队）使用。    
    516部队在其驻地南约600米处设有大型地下仓库，贮藏着各类毒气弹20万发。这些毒气弹除了供应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外，日本侵略军攻打菲律宾和在冲绳同美军作战时也都秘密使用过。    
    关东军进行化学战的主要方式有：撒播实验、活人实验、化学战演习，以及化学战实战等。    
    撒播实验，有的是通过演习方式进行，有的直接撒播在东北的村庄、道路、河川等，以观察效果。据曾在关东军化学部队服役的渡边国义，飞松五男、齐滕美夫等战犯供述，这种化学战实验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广泛的地区进行。以下参见《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445页；《日军罪行录：吉林分卷》第318～320页。    
    1940年5月，在辽宁新民县辽河左堤防附近，日军对奉天甲种干部候补生进行瓦斯教育时，队长南部让吉少将命令关东军化学部用轻型坦克牵引散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地域内散布持久瓦斯。结果，由于瓦斯蔓延，毒死了100多只羊，并使48万平方米的土地染上液状瓦斯，使这块牧地1年内不能使用，同时还毒杀了2名中国人。同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关东军化学部在伪兴安北省海拉尔日军飞机场两公里草原及村庄道路上秘密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1星期的黄剂（糜烂性持久瓦斯），还在小河里放了附在放毒工具上的瓦斯5公斤，结果有6名中国农民通过放毒地区时，由于身体中毒腐蚀而死。7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东4公里通向中国人村庄的道路和草地上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1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结果有5名中国农民通过散毒地区时中毒后身体受腐蚀而惨死，另有25名中国男女农民的手脚被毒瓦斯伤害。1944年8月，还是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同样的试验，毒死5名中国人，10人受到毒瓦斯腐蚀。从1942年5月下旬至1943年9月上旬，在伪兴安西省扎兰屯周围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先后4次试验糜烂性毒瓦斯效力，共毒死10名中国农民，140名中国百姓手脚受到不同程度的瓦斯腐蚀伤害。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在伪兴安西省碾子山东3公里山地施放了糜烂性持久瓦斯，毒死3人，50名中国农民手脚受到腐蚀。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军进行化学战的罪恶(3)
    1943年1月。在扎兰屯东南8公里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进行山谷瓦斯发射训练，发射大型“赤筒”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迫击炮毒弹50发，被害情况不明。7～9月，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在碾子山多次进行“赤筒”发射实验，许多农民受到毒气伤害，使呼吸器官受了刺激伤。1945年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第1大队，在富拉尔基训练放毒时，曾发射赤筒30发，瓦斯气体流向距该地300米的富拉尔基通向齐齐哈尔的道路，使过路及耕地的10名中国百姓的呼吸器官受到损伤。    
    为了取得化学战最直接明显的效果，关东军竟残忍地以活人为对象，进行化学战实验。1936年12月上旬至1937年1月的一天，驻牡丹江的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兵头周吉为了实验毒瓦斯（腐烂性）的效力，将3名农民监禁在外科的小屋内，倒背手绑着，将瓦斯涂在被害者身体上，然后观察其变化情况，第二天3人均死亡。    
    日军施放化学武器，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九大队三中队的一名少尉军官，仅凭一时的冲动，向在吉林市北山西面2公里处的一位正在劳作的中国农民点放两枚中型喷嚏性瓦斯，使该农民中毒，之后，观看中毒后的中国农民惨痛之状取乐。    
    日军不但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而且还用来教训溥仪的“护军”。1935年夏天，日军宪兵在伪皇宫大墙外发现伪满皇帝的护军正在伪宫西花园假山进行军事训练。这支皇帝私人武装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宪兵随即在兴运桥外施放起催泪瓦斯，瓦斯越墙顺风扑向护军，护军喷嚏连连，鼻涕阵阵，痛苦万状，跑到水池边用水清洗，护军队长登上岗楼发现正在施放毒气的日军宪兵得意狂笑。    
    1935年9月10日，关东军在吉林省下九台进行瓦斯演习，从新京（长春）、吉林监狱提出被日伪收容的200名中国人作靶子，绑在一起，然后施放毒瓦斯全部杀害了。    
    1936年6月，驻扎在吉林省延吉（当时是间岛省延吉）的关东军第960部队的“第二下士官候补队”进行“瓦斯化验训练”。由于没有实验对象就直接向中国居民区施放了5颗小型“赤筒”（喷嚏性瓦斯），毒气迷漫，散进10多户居民的家里，使50多名中国男女老少居民的呼吸器官受到毒害，不少人留下了终生后遗症。    
    1940年4月，日本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毒瓦斯学校来中国东北试验毒瓦斯炮弹时，齐藤美夫作为警务长曾抽调宪兵组成有60名兵力的警戒队伍，并命令将被捕的30名中国人送给他们作为试验品杀害了。当时，得到一名叫白滨的大尉报告说，效果很好， 30名中仅有1名未死。    
    516毒瓦斯部队所进行的这些试验绝大部分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受害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的毒，更不知道如何治疗。试验后，日军通过秘密跟踪调查，掌握实验效果。因此，时至今日，除日俘、战犯的供认外，在许多受害者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揭露日本侵略者施毒杀戮我同胞罪恶行径的证人已很难寻找。    
    在用各类瓦斯进行试验的同时，516毒瓦斯部队还伙同731细菌部队进行毒气的活体试验。平均每天有4～5名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或朝鲜人被当作试验品活活折磨死，这种活体试验至少进行过50多次。516部队进行人体毒气实验的情景，《魔鬼的乐园》一书作者森村诚一曾这样写道：“被关在玻璃罩里的‘马路大’瞪着愤怒的眼睛，想挣扎着冲出来，但身体被牢牢地绑住无能为力。516部队的队员们接通电源，打开旋钮……毒气进入玻璃罩时，‘马路大’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身体拼命地挣扎；接着眼睛一翻，口吐白沫，头忽地垂下去，生命就此结束。”    
    为了适应实战的需要，关东军经常组织各种化学战演习。在演习过程中，关东军竟拿中国百姓作为假想敌，实施化学战实战演习，屠杀了大量无辜平民。    
    1939年9月下旬，在吉林，日军第二独立守备队组织瓦斯军官的集合教育，在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散布了糜烂性毒瓦斯。这次“瓦斯教育后，没作善后处理，因而使路过该地的4名中国人患了瓦斯症”。《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据研究表明，在1933～1941年期间，仅《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中记载的在中国东北的演习就达14次之多。步平主编《化学战》，第99页。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冬季化学战的应用研究和检验毒气队在极寒地带的作战能力。其中包含准备进攻苏联的动机，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    
    化学战实战。关东军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化学战实验和演习，而且还将化学武器应用到了实战当中。1939年7月，在诺门坎战争中，日军第23师团曾在海拉尔兵站兵工厂秘密运送4发甲号瓦斯弹（每发500公斤），供给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海拉尔日军第一医院曾对死亡的苏军军官进行过检验，结果是因瓦斯弹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