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这样，事态日趋严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①市长向总领事道歉；②逮捕处罚凶手；③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④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反日”言行，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力进攻上海的准备。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 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终于挑起了战端。    
    二关东军的“内蒙工作”    
    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军部就将蒙古划分为东部（内）蒙古、西部（内）蒙古和外蒙古三大块，决定分步吞并，建立日本控制下的所谓“大蒙古国”。根据这一战略，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展开了“内蒙工作”新攻势。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后至1934年底。早在伪满政权建立不久，关东军就在关东军内设立了直属于副参谋长的蒙古研究员制度，专门搜集有关内外蒙的情报。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时，收容原汤玉麟部李守信部队，组成“兴安游击师”，指使其进犯察东，企图建立侵攻西蒙的前进基地。但李守信伪军遭到由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同盟军的坚决抗击，狼狈退出察境。    
    武力进攻失败后，由于关东军的重点在于围剿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遂暂缓了对内蒙的军事攻势，转而施展谋略手段，对西内蒙展开所谓“和平工作”。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102页。    
    1934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68页。    
    为开展内蒙工作，关东军任命松室孝良为承德特务机关长，其“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建立安定满洲国西部边境，对与热河省相邻的察哈尔东部居民通过经济文化工作而形成附满亲日的气氛”。松室孝良大佐在承德通过与一些内蒙王公的接触，于1933年10月制定出详尽的《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建设“蒙古国”进行了充分论证，拟定用三年时间完成“蒙古国”建设。松室得意地认为，这一计划将“促进全亚细亚民族的兴起，(日本)帝国将成为真正的盟主，雄飞于世界”。    
    于是，松室一面扩充李守信伪军，设立特务机关，一面在多伦召开蒙古代表会议，策划建立“蒙古国”。1934年2月松室又制定了《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72～485页。    
    这一阶段，关东军谋略工作的重点，就是拉拢内蒙王公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后，东内蒙四盟被划入伪满领域，对西内蒙引起很大震动。一些王公为保存自己地盘，开始打着“边疆安全”、“民族自治”的旗号，欲行独立，德王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此人野心很大，梦想恢复“大蒙古帝国”。于是，一方面关东军意欲寻找在西内蒙的代言人，一方面德王欲借关东军的力量称雄，双方为了各自利益，暗中往来密切。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德王对国民党中央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内蒙实行“自治”。对于德王的野心，蒋介石虽有觉察，但还是同意了德王提出的“自治”要求。据德王后来回忆说：“这是蒋介石想把我作为他统治内蒙的助手”，并达到“防共”的目的。1934年3月，国民党政府通过《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据此，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成立大会，名义上由乌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担任委员长，而实权则掌握在由德王担任的秘书长手中。蒙政会的成立，实际上等于在内蒙设立了与华北政委会相似的“灰色”机构。蒙政会成立后，关东军进一步加强拉拢德王的工作，派遣大特务盛岛角芳潜入百灵庙，秘密会见德王，表示关东军愿意帮助德王建立武装。不久，关东军就给德王送去捷克步枪200支。德王得到关东军的好处，便一步步走向叛国之路。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3)
    第二阶段，1935年初至1936年底。对于内蒙实现“地方自治”，关东军并不甘心，而是要使其成为亲日政权和进一步向西北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    
    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研究讨论并决定要加强对华北和西部内蒙的工作。于是，关东军伙同驻华北日军，接连在华北和内蒙制造了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一系列挑衅事件，迫使中国政府达成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其中对于内蒙，关东军要求“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活动”等许多承认其侵略的事项。通过这些协定，关东军实际上已控制了察北地区。    
    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出了详细的《对内蒙施策要领》，其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怀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的目的，关东军首先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措施重点指向多伦和西苏尼特方面”。〔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92～495页。关东军决心实现前项方针，加强军事、政治工作和经济措施。    
    接着关东军首脑相继出马，加快了内蒙工作。9月，板垣征四郎副参谋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田中隆吉参谋赴西乌珠穆沁王府与德王和索王会见，表示支持德王的独立活动。关东军派专人常住百灵庙以便于同蒙政会联络。而这时德王的心态按照他后来的回忆是：“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蒙政会，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到了1935年冬，我便亲自出马，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    
    11月底，德王接受关东军邀请赴长春与关东军南次郎司令官、西尾寿造参谋长会谈。结果商定，日本答应帮助西部蒙族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德王50万元和5000支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该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于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