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

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但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阴谋，等同于杀戮。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所以当东西方文化直接撞击之后，大中国的文化一下子变得七零八落了。在此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物显得特别复杂，尤其是这当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会解体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强烈撞击，对于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剥以及政治斗争的剧烈、新旧观念的交错，使得这段时间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动荡、变化和不稳定当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将思想细细地梳理，认真地想一想一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们只是像小贩一样随波逐流地乱叫一气———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乌托邦，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而同时，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进的，世界观却可能是落后的；意识这一块可能是超前的，生活习性这一块却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那一段时间一幅极其错综复杂的风景。 
  相对于李鸿章，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鸿章高出一筹。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开阔和新颖得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从西方文化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863至1864年间，伊藤博文曾经留学英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见所闻所学，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亲身接触，已使得他对西方社会有一种直观的感受，思维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在英国，伊藤博文亲眼目睹了“统一”和“隆盛”，决意要走一条西方列强的强国路，并下定决心要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他勤于学习，即使是做了总理大臣后，仍经常驱车至习惯去的丸善书店看书，即使再忙，也经常手不释卷。伊藤博文最爱看西方政治家的传记，《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他基本都涉猎过，并且，从此类书中得到很深的启示。后来，伊藤博文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正因为如此，伊藤博文对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等都比较熟悉，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切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伊藤博文留英归国后，40多年间，又4次下西洋，4次来中国，在欧美考察的时间一共达5年半之久。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这使得他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胜一筹。   
  第九章 羞对后生(6)   
  反观李鸿章，他有着好学的精神，有着改进的欲望，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谓深入。但李鸿章对于西方的了解，显然要比伊藤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的薄弱，使得李鸿章在遇到事情时，便有些薄弱和力不从心，那往往表现为就事论事，在做事时缺乏高妙的手段和策略，也表现在对于事物的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觉察能力。以李鸿章的外交为例，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韬光养晦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证明不成功；中日之战，李鸿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样被证明不成功；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鸿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还是没有成功。不仅仅都没有成功，反而屡失良机，频频受骗。这些，都由于李鸿章缺乏对于列强本质的认识，缺乏对于世界大势的判断。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及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李鸿章的思想中，对于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浅显的，是支离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决定实践水平。比如说在“国家”以及“国民”的理解上，李鸿章们显然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建立“国民国家”却是近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日本明治维新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国家由封建性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它的课题一分为二：一是创立日本国，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其他国家对峙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日本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开明之风”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与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科技的引进与生产同步完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所进行的明治维新比李鸿章所实行的洋务运动要高妙很多。而李鸿章呢，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他只想埋头“就事论事”，“求强求富”只是变成物质甚至只是军事上的单骑突进，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洋务运动的短足，也造成洋务运动缺乏支撑的力量，从而遭受到四周各方的挤压，变得越来越逼仄。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钻入了死胡同。 
  或许，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放在一起比较，论述他们的长短是不公平的。因为李鸿章与伊藤面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对手，那种潜在的保守力量也不一样。李鸿章所面临的是中国数千年的集权文化，农业社会在发展了数千年之后，到了清代，已经变得严丝合缝、圆润自欺，新生的勃勃的力量，很难有成长空间了。在这种环境下，培植以自由、发展和竞争为主旨的新兴观念和土壤，所面临的阻力，要远远大于那个偏僻的、弱小的、尚不成体系的岛国。以严复为例，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不同。与伊藤博文一样，严复也曾在英国留学，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当了内阁总理大臣，严复呢，回国后只是在北洋水师学堂当了一名教官。李鸿章没有重用他，只是让他出出点子，教教书，直到甲午战争后，才翻译出一本《天演论》。严复的遭遇，只是在重复无数精英的老路，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没有智者，没有思想家，而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与环境，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闷死、放逐、边缘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的，文化越深厚，负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进中所引起的摩擦力也就越大。自然界的有关道理，通用于社会的发展。一个浅显的事实是，一个古老国度负重爬坡时，它所付出的气力，自然要比别人多得多。 
  从这样的情形出发，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李鸿章会选择一条不彻底的方式了。李鸿章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还是异常熟稔的，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他当然会选择一条最稳妥也最现实的改良之路。这样的改良之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庸安全，容易为体制和人们所接受，也能为既得利益的自己所接受。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分步实施，他自己所从事的，只是第一个阶段；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风云变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懒得去管那些身后之事了。李鸿章清楚地明白一点就是，如果中国的转变采取的是激进方式的话，那么，形势肯定会直转而下，会变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孤军奋战——一方是他，一方将会是整个体制；而他，是打不过这个体制的，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打得过。   
  第九章 羞对后生(7)   
  李鸿章所采取的方法，正是他依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训，所选择的一条看似最“聪明”的道路。李鸿章就像一只蜘蛛一样，精心缔造天衣无缝的布局，小心缜密，明察秋毫；也因为太小心了，也太明察了，以至于失去成功最本质的东西——胆略。晚年李鸿章就像一只将要出洞寻食的老鼠一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从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的谨慎，是一种老谋深算呢，还是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 
  李鸿章的“聪明和智慧”终于铸就了他的悲剧；与此同时，伊藤博文的胆大妄为的“愚蠢”却写就了华美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种瓜得豆，永远上演的是荒诞剧和恶作剧。想想自己，想想伊藤博文，李鸿章必定是一声长叹。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因果的藤蔓上结下的瓜果。李鸿章所种下的，同样也不例外。只不过，李鸿章晚年所收获的，全是他中年时想努力避免的。   
  第十章 梦醒时分(1)   
  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