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

错误从一开始似乎就是风生水起，似乎它本来就是应该发生的，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它。当错误成为一种必然时，也就具有宿命的意义了。 
  从1900年1月开始，在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凡是有着教堂的地方，便成为一片火海。几个月后，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朝廷对于这种民间的势力，一时拿不出主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美、德、法等国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迅速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到了5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国军队登上了清国的领土，并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路途之中，他们遭到了义和团的围追堵劫。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义和团来到了京城郊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活动即将被点燃。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2)   
  清国与义和团集体地深陷入一种幻觉。这样的幻觉，从现在看，绝大部分是因为认识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当世界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这个东方古国，义和团和清国的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一开始，义和团所代表的民间势力还深怀着对于清朝的敌意，他们的口号是“推翻清朝，驱逐洋人”；但到了1899年底，口号突变，成为“拥护清朝，驱除洋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王公贵族，甚至慈禧，都觉得这样的民间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码，可以增加与洋人叫板的砝码。出于这样的动机，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盘，准备利用这股民间的力量跟洋人讨价还价。真实的情况是，在当时，整个清国的统治力已经变得松软了，在很多情况下，事态都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况。 
  最初，慈禧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义和团可以在周边活动，但不准到北京来捣乱。慈禧十分清楚，如果几十万义和团来到京城，局面将不可收拾。但奇怪的是，当四面八方的义和团们来到紧闭的北京城门下时，一个来自辅国公载澜的命令却出人意料地送达了，九门提督不得不开门。于是大批的义和团农民们络绎不绝地拥入了清国的都城。 
  很多年后，当历史回望10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那场义和团运动时，令人奇怪的是，更多的书籍对于这场运动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一切现象都复杂无比，那时候所产生的任何现象，都是无数种原因交织的结果。它扑朔迷离，像糨糊一样具有复杂的黏性。 
  历史看起来似乎总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着很多偶然性。这样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关键的细节决定，但关键细节，在历史进程中往往丢失得无影无踪，像海水冲过的沙滩一样，将那些色彩斑斓的贝壳席卷得无影无踪。这种关键性的缺失，又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历史总是莫名其妙，像一个喜怒无常的小孩一样，支离破碎，缺乏很多合理性。从现在看，义和团整个进程中的一些关键细节，也是毫无踪影，譬如，为什么载澜会让官兵打开城门，是因为洋人反对他的儿子接替光绪担任皇帝吗？为什么慈禧在关键时刻表现得那样迟缓？是一直在宫中沉湎于大戏吗？解释只有一种，中国的专制政体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总是拖沓而无效率，并且，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总是习惯于推诿拖拉，贻误时机，从而导致局面失控。 
  真实的情况是，在那段时间里，慈禧一直在宫中不断地听到人们在描述着这样的传奇。起初，热爱戏剧的慈禧并不把这些传言当回事，也不相信义和团所具有的法术。慈禧还专程派了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查证一下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经过几天的考察，赵舒翘等实际上已经看出义和团的“神功”全是假的，但随后赶来的刚毅却认为这些神功“可恃”。这种情况下，赵舒翘、何乃莹在向慈禧汇报时，含糊其辞，对于神功，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与此同时，王公大臣与宫中的太监们“三人成虎”，每天在慈禧面前叫嚣义和团法术通天，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洋人的坚盾利器。天天听着这样的报告，慢慢地，慈禧有点将信将疑了。毕竟，慈禧与那些老眼昏花的大臣们一样，都是生活在传统戏剧的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从未放弃超越现实的幻想。正是由于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迷糊，终于，精明而果敢的慈禧听信了大臣们的进言，准备依靠义和团的力量向洋人宣战。 
  义和团进京之后，北京城彻底地炸了锅。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义和团根本就没有统一的领导，也缺乏统一的指挥。北京从未如此熙熙攘攘，大街小巷天天在唱着大戏，玩着把戏，如春节一样热闹。似乎每一个人浑身上下都亢奋地膨胀着，仿佛他们已经找到了“驱逐鞑虏”的不二法门，复兴中华指日可待似的。慈禧决定向列强宣战后，即给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发放粳米2万石、银10万两，命令清军和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巨大的灾难将要来临。紧接着，火光蔓延，很多信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清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样的命令，更像是给人们一个信号：要放火就尽管放，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于是，京城的大火更熊熊地燃烧起来。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3)   
  由于有了朝廷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之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稍有看不惯的，都指为教民，全家皆杀。混乱的局面最后发展为：凡使用洋物者，“必杀无赦”。曾有几个学生仓皇避乱，因为身上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也遭受了乱刀砍杀的命运……对于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群情激愤之下，义和团还倡议活捉康有为回国治罪，甚至，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企图捉拿光绪皇帝，结果是慈禧发了一通火，杀了几个人，才平息了这一事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了。被煽动起来的狂热民众，天天在街头追杀洋人和“二毛子”，抢劫商店住宅，焚烧教堂医院，外国人只得躲进使馆，并在使馆外筑起街垒。 
  现在来看，这场蹩脚的农民运动更像是一场造反的大戏。喜欢戏剧的中国人集体造就了一场神魂颠倒的迷乱，然后，在这种迷乱演出了一场悲喜交加的大戏。在这当中，人人都发现自己成了演员，而当他们置身于这样的运动时，都油然产生一种崇高感。男人女人都涌进了这场大戏之中，他们的装扮也富有戏剧的特色：“大师兄身穿黄裳，头包黄巾，马如飞，黄令旗招展，人皆让路”，在这群人当中，有扮作孙悟空的，有扮作诸葛亮的，有扮作关羽、张飞的……他们的装扮和造型，都来自于在此之前广为流传的话本和戏剧。连女人也加入了，他们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绛色裤褂，蹬软底鞋，头巾上写着“协天大帝”四字，红肚兜上则标明“护心镜”。她们就差完全套用戏剧的扮相了，在背上插着十二面令旗，头盔上飘着两根长长的野鸡翎。这样的方式哪里像是上战场呢？就像是赶赴一场盛大的戏剧。魔术也出现了，由乡下女子组织的“红灯照”，每个人带着一个小灯笼，据说小灯笼可以呼风唤火。有人看见，小灯笼可以带着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的女子，在天上飞，她们的手指向哪里，哪里便燃起了熊熊大火。还有一个叫“砂锅照”的义和团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只带一口砂锅，当队伍要吃饭的时候，成员便生火做饭，奇怪的是，一只小小的砂锅，里面的米饭竟怎么也舀不尽，一直可以供应数百人吃饱喝足。 
  中国的北方就这样上演着一场人鬼不分的大戏。只要是戏，总有大梦初醒的一天。以这样的方式去跟洋人作战，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 
  1900年6月，当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慈禧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沉醉于她以古老的神话方式取得抗击洋人胜利的美梦之中。义和团进京之后，不知是触动了慈禧的哪条神经，这个曾经非常喜爱戏剧的老妇人变本加厉，对待那些戏剧，几乎是疯魔了。慈禧整日沉湎于京剧，每天，她总是迟迟地起床，一番精心地漱洗之后，吃过午饭，她就让戏班子热热闹闹地开演了。当大戏敲着锣鼓拉开帷幕之后，慈禧一边安详地用她专用的鹤脚烟袋吸着水烟，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戏，像一个农村妇女一样尽展悲欢离合。看到入情处，慈禧也会大声笑出或者恸哭不止。戏落幕了，喜笑颜开的慈禧就会下旨：赏！小太监就会把碎银子抛到台上去，演员们就会磕头谢恩。 
  在慈禧眼中，现实也是一场正在上演的大戏，而她自己，就是这个大戏中永远的主角。 
  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尽管在千里之外，但李鸿章还是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风波暗藏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