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又开始打游击，四处寻找合适的卖报地点。 
  换了好几个地点，销售都不理想，每天只能卖七八十份。 
  这时，已是６月末了，气候愈发炎热，有几次，卖完报，一身汗水骑车往回走时，眼前忽然金星乱迸…… 
  我的身体已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看来，我得另谋出路了——再这样卖下去，真怕自己哪一天就突然倒下了…… 
  正巧，在北京科技大学的布告栏上看到一份招聘启事： 
  诚招撰稿人…… 
  我打了电话，对方让我前去面试。 
  在离北大西门不远的一个叫“芙蓉里”的小区里，我找到了天际文化公司。 
  一位小姐拿了一篇古文，让我当场改写成现代文。 
  我看到，来应聘的人还不少，大多是在校大学生。 
  我写了二十几分钟，那位小姐站在我旁边看了我写好的前半部分，说，你不用再写了……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哦，你通过了…… 
  原来，这是一家搞图书出版的公司，正策划出版一套“名人百传”。 
  他们让我从十几个中外名人中挑选一个作为“传主”，我略为思索，说，那我就选彭德怀吧。 
  “谁敢为民请命，唯我彭大元帅”的彭德怀，向来是我心目中屹立如山的民族英雄。 
  我和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由我撰写一部《彭德怀传》，20万字左右，每千字9～12元，期限为3个月。 
  1999年6月30日，上午10点15分，我在炎阳下卖完了手上的最后一份《北京晨报》，终结了一个多月来的卖报生涯。 
  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直扑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 
  三个月能赚两千多元，这部书稿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我，诱惑实在太大了。 
  整整一个7月，我都穿梭在地下室与图书馆之间。 
  从我住的地质大学到图书馆，骑车来回要花两个多小时。 
  我常常是在开馆的第一时间赶到图书馆，这样好占据一个座位；去晚了就可能没有座位可坐，那就别想写一个字了。 
  我连办一张借书证的100元押金都没有，没办法把有关书籍借回去看，只得在图书馆现查资料现写。 
  午饭为了省钱，我常是一包1元钱的方便面加一个2毛钱的馒头，根本不去考虑营养不营养的问题。 
  1999.7.10 星期六 多云 
  今天口袋只剩下十几个角的硬币了，傍晚，正愁着是去买几个馒头还是买一斤半呢，陈征却要请我的客，我也就不客气了。 
  吃饱了肚子出来——吃的是久违的饺子。我对陈征说，今晚这一餐将载入史册——“在沙漠舟快吃不上饭的时候，你帮助了他！” 
  这真该“载入史册” ——至少是我自己的史册，因为，陈征是在自己快要山穷水尽时帮助的我——他身上也没几块钱了，这，尤其可贵。 
  1999.7.27 星期二 晴 
  昨晚从科大吃饭回来，已是晚上9点，而宿舍里陈征竟然还没吃饭——他口袋里只剩1毛钱了。于是我返身骑车赶到科大，食堂里已无一人用餐，炊事员已经在收拾菜盆了，陈征还算幸运。 
  给陈征买完饭，口袋里只剩下3元多“大洋”了。我把其中的2元给了陈征，今早起来，知道陈征吃中饭的钱肯定没有，遂把剩下的1元2角也“干脆彻底”地做了“人道主义援助”。 
  又一次真正的一无所有了——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心里反而出奇的平静，并且神气活现地唱着“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当然，陈征不在，出去了，否则，我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这时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虽然此时腹内空空，阵阵饥饿感也让我感到残躯的单薄，但是，我却是强大的，再也强大不过了，因为，我竟然活着，而且活得这样台有力：笑着、唱着、写着、爱着……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之所以敢在自己山穷水尽时帮助陈征，是因为我在地下室有不少朋友，实在没钱吃饭了，向他们开口借个十块八块的，一般不会成问题（当然，有时也很成问题）。 
  而陈征呢，由于才搬来不久，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一米七八的堂堂男子汉，常常连外出找工作的公交车费都没有，只好来回步行好几个小时。 
  “漂”在北京的人，有过饥饿体验的，不在少数。 
  那回/我有四天没有吃饭/我的肚子尊严/经历了一次小测验。 
  我拎着琴/去西直门地铁卖唱/可是我的歌/那垂死的蜜蜂/怎么也飞不出我张大的嘴。 
  我使出最后一招/低头在大街小巷寻找/终于找到几枚硬币/我的小宝贝/一面是国徽一面是麦穗/我的小宝贝/一面是粮食一面是尊严。 
  两毛钱的热馒头/让世界充满麦香/来自土地的巨大安慰/让我的胃语无伦次/呜呜咽咽。 
  这首令人心酸的小诗《叙事：关于饥饿与尊严》，是我的朋友张遥写的。 
  有一次，张遥饿了四天，实在饿得不行了，拎上吉他到西直门地铁，想以卖唱换得几块铜板，但到了那儿却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唱出一句，无奈之下，只好到街上转悠，看能否拾到几个钢■儿。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8)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真的拾到了两枚救命的硬币，赶紧去把它们换成了一个香喷喷的白馒头…… 
  馒头，对“北漂一族”来说，常常是和饥饿联系在一起的。 
  每次我用身上仅剩的几毛钱买回一两个馒头时，我总爱用夸张的口吻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说：“嘿，你看，我还活着……” 
  很多南方人都不习惯北方的面食，我也一样。 
  但在这一段在饥饿边缘挣扎的日子里，馒头却成了我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一餐一个馒头甚至一天只能吃一个馒头的生活，到后来竟让我对馒头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迫不得已抓起馒头往嘴里塞时，经常“哇”的一下，恶心呕吐起来……（以至后来情况稍有好转后，我有一长段时间拒吃馒头。） 
  有时，在图书馆我故意“忘”了吃中饭。其实是没钱吃，傍晚骑车回地下室时，沿街餐馆酒楼飘出的鸡鸭鱼肉的香味，勾引得我的肠胃“咕咕咕”乱叫，口里口水乱冒…… 
  凌晨，天还没亮，因为头天没吃饱而过早引发的阵阵饥饿，毫不客气地把我从睡梦中“揪”醒…… 
  醒了之后，就得面对翻肠倒胃的疼痛…… 
  在我的床头，贴着余秋雨曾在北大点评过的我的理想——《我的梦想》。 
  然而，我的理想能拯救我的灵魂，却拯救不了我饥饿的肠胃…… 
  走，找他们要个说法去！ 
  8月初，我按协议，把写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书稿送到了图书公司，等他们审看后提出下一步写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三天后，他们却告诉我：你写的像是给中学生看的，就不要再写下去了，我们的协议就此中止。 
  我如遭五雷轰顶。 
  回到宿舍，我把自己扔在床上，气急败坏地唉声叹气着…… 
  几个朋友问清情况后，说，他们不是在欺负人吗？协议里也没写明该写给谁看啊……适合中学生看不是说明你写得不错嘛……这帮没人性的东西！ 
  即便不要你写了，也该付你这一个月的稿费…… 
  走，找他们要个说法去！不然，就上法院告他们…… 
  朋友中，有一位是学法律的，他让我揣上一只袖珍录音机，然后，四五个人一齐去图书公司讨说法。 
  进了图书公司大门后，我按下了身上的录音机的录音键。 
  如果这次不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盘录音带将会是上法院的一个有力证据。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据理力争，对方终于答应让我重写。 
  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我的情况特殊，能否先预付我几百元生活费？ 
  几天后，我从图书公司领到了600元。 
  这一下，我可以好好安慰一下自己的肚子了。 
  又苦熬了两个月后，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关系到我肚子问题的书稿。 
  按协议规定，书稿完成后，需经审后评定稿酬的等级，出版社通过后先付50%，余下的50%交稿后两个月付清。 
  这也就是说，我并不能马上拿到稿费。 
  饥饿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 
  一次， 一个同住地下室的伙计，外号“老大”的，到我屋里来聊天。 
  “老大”并不是黑社会的，仅仅因为他在他们房间年纪最大，所以称为“老大”。 
  “老大”是东北人，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原分配在一家国家级研究所，因为性格怪异，被“精简”了出来。 
  由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与周围人群格格不入，从单位出来后，他尝尽了艰辛。 
  为了生存，他几次到医院卖血。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说，他想给一些高官安装窃听器，然后勒索他们；他又说，你们个个都该死——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举出了该死的理由，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确“该死”…… 
  在地下室，人们对“老大”往往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