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季的三世情缘

我出生在江苏吴县的一个小镇上，因为这里曾经出过两个状元，所以镇子上的人对于光耀门楣这种事多少都会显出一些上心。我的父亲也不例外，但我却偏偏是个女儿身，他在我出生那一刻大为光火，恼羞成怒之下抽起一张布单子就把我卷了起来，并急匆匆走出家门，把我扔到了城外的荒草堆里。母亲知道消息后，哭至声嘶力竭，她不断地抽打并咒骂着我那个无情的父亲，然后又什么都不顾的穿好衣服跑去城外找我。我听母亲说，当她在乱草丛里找到我时，我静静的躺在那里，她以为我一定是死了。可是当她掀开布单子看见我时，我忽闪了几下眼睛，立刻就大哭了起来。后来，因为听说那堆乱草丛里还有一朵兰花，爷爷就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于右兰，母亲叫我“兰儿”，她说爷爷这个名字起的好，听上去就像“上天保佑我家兰儿”。虽然有了上天的庇护，但我对我的父亲还是耿耿于心，以致成年之后还不能释怀。
    后来，母亲又接连生下了两个男孩子，这令父亲喜出望外，每次都是大摆宴席延请宾朋，街坊四邻也都在邀请之列。爷爷为他们起的名字是于家文和于家章，寄予他们的文章能够光焰万丈长。可是在抓周的时候，他们一个抓了串铃，一个抓了墨斗，这让父亲有些难过，不过很快就有人劝说家族里并没有那些传统，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他们长大了会成为摇铃的医生或是拉大锯的木匠，父亲这才稍有安慰。我曾经问我母亲我在周岁时抓到了什么，她说我抓到的是一本书，我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将来会学有所成，她说“那只是一个小游戏而已”。虽然父亲、母亲和邻人都说那只是一个游戏，但我却认为没有那么简单，既然我在那么小的年纪里就选择了书，那么我就一定要学出一个样子来。
    小的时候，家里开着一个祖传下来的豆腐坊，几辈人辛苦劳作积攒的口碑已经使它远近闻名，沐光之下，家中也算殷实。虽然我是个女孩子，母亲却并不囿于成见而将我困在豆腐坊里，常常闲了就放我出去玩耍。父亲常说“男女授受不亲”，母亲却是不以为意，只说孩子还小，自然不用那么多的臭讲究，所以，我那时总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和那些街坊四邻的孩子一起玩到尽兴而归。在这片天真无邪的乐土之上，性别的差异已经微乎其微，他们去爬墙，我也会跟着爬墙，他们玩竹枪，我也会自己做一个，要是有什么纠纷了，我还会和他们摔到一起。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街外的孩子正在欺负我的弟弟，我急忙追了过去，那个孩子竟撒腿就跑，我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竟然砸中了他的后脑勺。事后，那个孩子母亲带着哭得正厉害的孩子来到了我家，一边让我的父母看那孩子流血的伤口一边理论我的不是。父母看了连忙道歉，后来又端了一盆子豆腐送去了那家，他们本来想拉着我一起去的，我却是执拗不去，因为我始终认为是那个孩子先欺负弟弟的，是他有错在先。然后，我就被关了“紧闭”——十天之内不让我出门。弟弟见了，竟也不出玩了，有时还趁着父母在作坊忙碌的时候找来了邻家的孩子陪我一起在自家院子里玩。
    再后来，年纪和我相仿的那几个邻家孩子都去上了私塾，我吵着也要去，母亲无奈的说女孩子是不能进私塾的，我不明觉厉的为此哭了好多次。后来，我又去找了爷爷，一番又一番的软磨硬泡之下，他才勉强答应会在农闲的时候教我读书认字。
    我对文字似乎有着天生的热爱，当我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的时候，竟然比私塾里的孩子多学出了很多的篇目，有时爷爷也会一边捋着胡子一边眉开眼笑的说“果然巾帼不让须眉啊”。爷爷农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家看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会等爷爷回来再问他，实在等不及了就会直接跑去田间地头。私塾我是不敢去的，除了担心迈不过门口那高高的门槛，还听邻家的孩子说那里的先生有一把宽宽的戒尺，常常会很严厉的责打那些不守规矩的孩子。我虽然认为自己是个很好的孩子，但有的时候似乎又觉得经不住推敲，就好自为之的远离那个私塾了，而且，就算从那里路过，我的心里都会有一阵冷风吹过，那里俨然已经成了我的禁地。
    七八岁的时候，我又学了《朱子家训》、《千家诗》和《增广贤文》等，渐渐地，认的字也多了，有时还会饶有兴致的陪着邻家的孩子一起去临摹碑帖。
    后来就听说南方闹了革命，并且死了很多的人，然后就是天下大乱了一般，县里的府衙也被砸了，并且县官还被绑去游街，这都是我的亲眼所见。当听说南京又出了一个不知为何物的“大总统”时，爷爷就不住的唉声叹气地说：“国家这是要完蛋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大厦将倾，何以为继，覆巢之下，又安有完卵啊。”
    我虽然还是听不懂其中的厉害，却看到了周围慢慢的变化。很多镇上的人都剪去了自己大辫子，并把长袍换成了短褂，据说那是在学习革命党人的样子，私塾也停了课，因为那里的老夫子被革命闹得都吐了血。但孩子们还是很高兴的，毕竟不用再去读书写文章了，而大街上又总有看不完的热闹。除了那些迷人眼的摆摊和杂耍，还常常会有一支支的军队扛着□□正步走过，他们穿着打扮完全不同于那些团练的乡兵，头发短短的，发际也被梳理的清楚分明，看上去很有几分精神气，后来听说那就是所谓的革命党人。
    起初，我们对于革命党人的印象并不太好，父辈们都说他们一群政府的叛军，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亡命之徒，又说朝廷早晚都会派兵来收拾掉他们。但是，过了没多久，朝廷却没了，那个比我还要小三岁的皇帝竟然被废黜了。
    皇帝没了，爷爷都觉得十分震惊。但是那些革命党人还在，政府代替了府衙继续管理地方，没过多久大总统就下达了“剪辫子令”，并把剪发作为新国之民的要求。爷爷和父亲的辫子都是在那时被剪掉的，只是爷爷觉得这样有些难看，出门的时候还会给自己扎一条假辫子。那时，警察看到留辫子的就可以依照法令将辫子强行剪去，若是赶上大集，那些外地和乡下来赶集的人就会将辫子藏在帽子里，但这仍然逃不出他们的眼睛，常常会看到巡逻的警察一手拿着剪子一手抓着大把的辫子行走在大街之上。父亲倒是没所谓，他说：“虽然头发短了一些，但是捐税也少了一些，还是划算的。”
    除去了辫子，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私塾改成了学堂，老夫子早已退避三舍，新来的老师带着原来那些学生继续开课，一同开课的还有一个新开的女子学堂，据说县里的一个乡绅担心革命会闹到他的家里就主动捐出了一个废弃的宅邸，革命党人就把那里改造成了一个学堂，又聘来了一位姓罗的先生，我毫不犹豫的拉着母亲给我报了一个名，母亲开始还有些犹豫，可是当看到那个极其廉价的学费时也就答应了，没过多久，甚至连那个廉价的学费也被免了。
    终于可以堂而皇之的走进学堂上课了，我在心里忍不住对那些革命党人开始刮目相看，他们没有官宦乍到时的那种颐指气使，也没有横征暴敛时的那种穷凶极恶，就连我们两个学堂的授课先生也将原来宽宽的戒尺足足窄了一半。开学的第一堂课当然是一起学习《小学校令》，之后的正式课程就是国文、计数、体操和农学，不同于那个男生学堂的是，我们还开了缝纫之类的女工课程。没过多久，袁总统又下令开了“经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了四书五经，最让我喜欢的是《诗经》，那种毫不修饰的质朴之气常常让我流连其中，就是回到家后，也会抱着那本诗书读个不停，有次竟然在做饭烧火的时候因为看书烧糊了一锅饭。
    尽管罗先生总是在不遗余力的教育我们如何恭谨贤良，如何知书达理，却也是极力反对三从四德的。有时，我会把一些罗先生所说的话转述给父母，但总是会受到父亲的一顿呵斥，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了，因为我总是觉得还是罗先生说的有道理，而父亲从来不爱和我讲道理的，难道男人和女人平等还有什么错吗？
    无论如何，我的小学在一片无忧和快乐之中渡了过来。
    那所被废弃的宅邸在被修葺一新后随着我们的到来有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春天，有山桃花烂漫开放，夏天，有枇杷果挂满枝头，秋天，有桂花满院飘香，到了冬天，如果下一场雪，这里立刻就会成为我们最爱的乐园。罗先生爱喝茶，常常在课间端着一个紫砂壶，坐在庭院里的横凳上看我们玩耍。有一次，一个调皮的女生直接把雪球扔到了先生的头上，那时，我看那女生愣在那里都快哭了，罗先生呢，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又摆了摆手说没事，然后就继续喝他的茶。罗先生的字写得极工整，学堂里悬挂的书画都是他亲笔所书，现在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幅写的是“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爷爷后来跟我说如果只看罗先生的字迹，若是在过去好歹也能做个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