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季的三世情缘

第一学年末的时候，本科院的李大钊和马叙伦等教授在求见徐世昌讨要教育经费的路上遭到了总统派出的卫兵的毒打，这让全北京的师生感到强烈愤慨，全校开始了罢课□□，后来很多工厂的工人也加入了进来。我们在去医院看望过住院的教授之后，就迅速加入到了□□示威的队伍之中。那一阵子，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一起，晚上一起写大字、挂横幅，白天一起上街去游@行和演说，罗梦良担心我们的安全，又从家找来了两个带着□□的家丁暗暗地跟在我们的身旁，这让我们尤为感激。芸香更加憎恨徐世昌了，依据她的想法，她都想端着枪直接冲进总统府杀掉那个叫做“废物”的总统。
    那时，我们都是愤怒的，愤怒于这个总统，愤怒于这个政府，愤怒于这个中华民国，也愤怒于自己的没所作为。军阀混战之下依然是一片民不聊生的状况，我们却只能看着时世的动荡而伤心，看着教授的鲜血而流泪，看着那飘摇的国旗发出声嘶力竭的呐喊，但是伤心有什么用呢，流泪又有什么用，呐喊又有什么用呢？那些腐朽的官员们依然身居高阁，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也不会对此有何改变，他们只会在权利和金钱较量中费尽心思。国和民对他们来说犹如窗外之风，如果出现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捣乱分子搅乱了他们欣赏颐和园的风景，他们就会对身旁的侍从耳语说“拖出去，乱棍打死”。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他们都是脆弱的，他们挺着自己胸膛面对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刽子手。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有些人从来都不把这些当回事，到了后来，我们自己也不把这当回事了。既然选择了一条斗争的路，我们就要勇敢的走下去，那时我早已把对父母的约法三章抛在了脑后，因为苟活于世的确不是我的性格，我无法忍受身边充斥着那么多的黑暗和罪恶。
    罗梦良的父亲是反对他去参加□□的，并把他囚禁在了自家的后院，但他还是砸破了窗户跑了出来。于是，他的父亲又带着几个家仆钻进□□队伍找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但他还是执意不从，争执了好久，罗梦良愤怒的对着他的父亲吼叫着说：“国家都完蛋了，您还让我回家睡大觉，就不怕做梦被雷劈吗？”他的父亲听了，扇了他一个嘴巴说“那你就别回家了”，然后就甩着袖子生气的走了。
    那次□□持续了五六天，后来徐世昌终于答应要还清拖欠教职员的教育经费，虽然政府做出了妥协，但我们却更加痛恨它了。
    在那一年暑假回家的路上，我和芸香、叶国风一直都是心事重重，除了那次游@行的影响，还有就是北方的饥荒，我们本来还想邀请罗梦良和陈克己来江南看看，但是看着那些灾难的雪上加霜，却是再也提不起兴致来了。我们在火车上沉默了很久，后来叶国风说他要给孙中山写信并求他北伐，因为，在他看来，消灭不掉这些军阀，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华。但我却对这位颠沛流离之间飘零在外的总统有了怀疑，就算有了北伐，他也无非就是借助陈炯明的部队。但陈炯明也是军阀，他和徐世昌的唯一区别就是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于是，求学一年之后，我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混乱，更加的心神不宁。芸香对于孙文的信任还是比较坚定的，她说那只是革命的暂时挫折，毕竟革命已经改变了这么多，如果还要更深更远的改变，我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努力中耐心等待，她说她会陪我一起等待，那个明天也一定不会太久。我笑了笑，看着窗外的朝霞有些出神。
    那年的十月，严复先生去世了，我拿出《天演论》又读了一遍，算做对这位桐城派大师的缅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会更有力的在人生路上走下去，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再读〈天演论〉之所感》发表在了《知否》上，我在文章的最后这样说：“谈了那么多的‘主义’的人还是活在梦中，他们幻想着天天吃小厨房的饭菜，幻想着出门就有马骑，幻想着可以坐在高脚凳上喝‘上海咖啡’。快些醒过来吧，当我们还在围着‘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北洋政府的黑枪却已经瞄准了同胞的胸口。我们只要去读一遍《天演论》就可以明了的生存法则，又何必天天为此争论不休。闭上吵闹的嘴巴，拿起结实的武器去战斗吧，让国人强大，让国家强大。我爱你啊，我的祖国。”
    我后来看了安徒生写的一篇童话，写的是一个小女孩在大年夜的前一天被冻死在街头的故事，小女孩一根接一根的点燃火柴，在那跳动的火焰所产生的幻觉中含笑死去。我看完后哭了很久，我还在活着，那些微弱的光芒也正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但我也会死去，我希望不是在夜里，我要看着朝阳闭上双眼，那样我的身体也会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