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不快乐

我时常想着亦舒的那种清净雅然的境界。繁华之中一块清净之地是由自己创造的，多么自豪。满屋素雅的布置，还有些怀旧的唱片和家具，一派修身养性的姿态，也是一种贵族的姿态。
不过亦舒的生活是贵人生活。香水要用joy，衣服不是gucci就是armani，哪个不是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货色？若是要找负担得起的人，薪水也势必要用“年薪×××万”来计了。不是大牌明星就是什么什么老板，再就是世袭，畅销书作家，诸如此类的人，哪里去寻？连老公都要找海洋生物学博士或者原子物理学博士，可以开直升机带你去看极光，这样的男人，对平民女子来说，恐怕不止是理想，简直是妄想了。
甲之熊掌，乙之砒霜。过上这样日子的人，天生也不是穷人。妄图过上这样日子的人，必为其劳累一世，还未必能盼到放手享受的那一刻。这样的梦想，于有些人是目标，于有些人是痛苦的毒药。
“凡觉得辛苦，就是强求。”亦舒不过想让所有的女人，都变得优秀而有尊严。
喜欢就是喜欢了，爱屋及乌。
真实的亦舒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法说得清楚。我们看到的是亦舒所描绘的生活，我们以为她也应该会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向往。
安徒生是个贫苦的孩子，可他所描绘的童话是最美的，这是一个反衬。
还是卡耐基说得好：“即使我们拥有整个世界，我们一天也只能吃三餐，一次也只能睡一张床——即使一个挖水沟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他们比洛克菲勒吃得更津津有味，睡得更安稳。”
生活还是要切实际。
第二部分第8节 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1)
很少的父母能与孩子平视并交谈，而独生子女在家中是一名忠实的观众，父母却像一对演员，每天在不断地上演他们的活报剧，不知不觉中，我变得沉默寡言。
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有一次和妈妈一块去听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报告，结束后我问妈妈对她的印象，妈妈想了半天说：“学术问题放一边，但是女人的个性张扬到像她那样一次一次地选错伴侣，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生活细节使我离婚”。讲的是一个女人谈恋爱时看对方是千好万好，结婚后却发现男人有许多毛病，她都一一列举出来，我一看，呀，这些毛病我爸爸都有，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另外，报上公布的“十种可恶的女人”，我认真地对照了一下，我妈妈大概占了四种。如此看来，我父母也不是什么优秀的人。这样两个很不完美的人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还没有离婚，我百思不得其解。
生活中常看到一对夫妻在各自的岗位上出类拔萃，但两个人就是过不到一块，大家都说：他们的个性太强了。
一个词在我的头脑中升上来：宽容。
是的，宽容。
父母的婚姻是否美满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都能宽容对方这才是主要的吧？
一、父母的婚姻我辈望尘莫及
爸爸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70年代的下放政策是：父母的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那时，爸爸的两个哥哥到了部队，爸爸为了让妹妹能留城不下放，从农村抽调回城时，有意不回省城家里，而是在一个县里的化肥厂当大炉工，这就注定了他和妈妈的姻缘。
1973年，爸爸作为工人的代表，妈妈作为知青的代表，参加了“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在那里，他们相爱了。其实，他们俩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好像冥冥中有一根红线在牵着他们，他们谁也不理，谁也不睬，直到两人相遇。爸爸那时写诗，歌颂他的大炉工生活，“一锹一颗红太阳”什么的，还拉具有专业水平的二胡，还下很好的围棋，妈妈就被他迷住了。
1974年，妈妈入了党、上了大学（尽管是工农兵大学生），跟爸爸的社会地位迅速拉开了距离。物以稀为贵嘛，那时入党多难，妈妈她们一个系才几个党员，大学停止招生好多年，人群中工农兵大学生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了，而这两样妈妈都有！熟悉妈妈的人就说：你和一个大炉工有什么共同语言，散了吧！还有人在背后说妈妈：是看上对方的家世吧？妈妈的亲属也不同意（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他们交往，他们不说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话，他们嫌爷爷是一个当官的（副厅长），还嫌他们是桐城人。
有一句非常侮辱人格的话说的就是桐城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十个湖北佬也斗不过一个桐城佬”，这是说桐城人奸诈。其实桐城文风甚重，历史上有“桐城派”，姚鼐、www.sjwx.info整理制作，并提供下载方苞是代表性人物；清朝开国宰相张英、张廷玉父子更是赫赫有名；近代的桐城也是十分令人瞩目，像陈独秀、两弹英雄邓稼先，还有几位副总理级的国家领导人都出自桐城，我不知道桐城人为什么给人留下了这么样的坏印象。要知道，从籍贯上说，我也是桐城人啊，真的不公平！
那时的资讯十分落后，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他们就是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像写日记一样，每天都写，写够了8分邮票的分量就寄出去，也不等对方的来信。我没看过他们信的内容，但我看到那些信就装在一只黑色的包里，厚厚的，纸都发黄了。爸爸说，妈妈是她那个时代的美女，身材苗条，明眸皓齿，还有雪白的皮肤，爸爸毫不羞涩地说是古典美（像唱黄梅戏的马兰）。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爸爸像《周渔的喊叫》里的人一样，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坐火车回省城，为的是在星期天能见到妈妈，他们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下午爸爸就赶回厂里。爸爸妈妈一分手，双方就开始写信，写对对方的思念，写工作，写学习，写对时局的忧虑。多少年后他们说起来，我的眼前就浮现起爸爸疲惫不堪地穿行在火车上、爸爸面对熊熊燃烧的锅炉、趴在腿上给妈妈写信的情景。而事实上，爸爸自认识妈妈后就没再烧锅炉了，他一直在厂工会干活。但我一看到爸爸肌肉板结的胸脯和满是疙瘩肉的手臂，我就顽固地认为，他的那些信、那些发表的文艺作品就是在锅炉房写的！
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考上了大学。那年，爸爸的分数超过了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可是他什么大学都不报，就报妈妈的大学（妈妈在1977年留校工作了），令他家里人气结。
本来爸爸是带工资上大学，双方的年龄加起来都过了53岁（国家规定双方加起来50岁可以结婚），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在校结婚的。可是，那个年头把考进来的大学生比做“天之骄子”，爸爸这样一个县里集镇上的化肥厂的大炉工，一上了大学再加上他自己父亲的身份，一时间行情看涨，远远盖过了妈妈的“工农兵学员”。这时，就有人提出爸爸和妈妈是否“门当户对”的问题（恕我不点名了）。
多少年后妈妈说起了那段辛酸的历史还忍不住泪流满面，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谈恋爱五年，人家只说他配不上我，也没人提出‘门当户对’的事，可他一考上大学，我就配不上他了，就门不当户不对了，这就是人性的丑恶。”好在爸爸一如既往地爱着妈妈，把妈妈当做宝贝。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学校里的房子紧张极了，爸爸的家因与大学是同一座城市，学校就不给他床位，让他坐校班车每天回家住。妈妈呢，住在女生宿舍楼，三个人一个房间。为了能见到妈妈，爸爸就在每天上午下了课后到妈妈的房间吃中饭。“真的很尴尬啊，你妈妈住在三楼，我一路走上去，满目都是花衣裳。冬天还好，夏天女生们的衣服穿得少，我所到之处，女生们尖叫着纷纷闪避不及……”爸爸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你们不能在食堂见面吗？还有晚上，星期天都可以见面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傻孩子，那时的食堂就是买饭，不像现在有座位啊。再说，我和你妈妈几年相思，现在能天天见面，已经很满足了。”爸爸说。
“你爸爸上了大学，一天当做两天用，白天上课，晚上搞创作，睡觉的工夫都没有，累出了胃溃疡住在校医院都不肯缺一节课，护士给他吊水，针头一拔就往教室赶。”妈妈补充说。
我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父母这辈人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学习的，但那是文学作品，可以夸张，没想到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人！我还听说妈妈当年在农村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麦金利说：“在成功的婚姻中，没有谁自己的路这一说法，有的只是两个人的路，或许坎坷不平，风尘满程，困难重重，却永远是两个人共同的路。”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爸爸上大学之后，父母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顺利。有一度妈妈非常苦恼，她试着离开爸爸，期间见了几次热心人介绍的“对象”。而且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几个对象的家世和个人条件都超过爸爸，可是妈妈就是对爸爸板不起脸来，妈妈一看到爸爸，心中的块垒就融化了。
1981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父母在恋爱9个年头之后，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们领了一张结婚证，这张结婚证第二天被送到大学的房管科登记住房，到了这年的年底，学校在一套15平方米的房子里分出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给妈妈，还有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是给另一位老师的，直到有了我，学校才把那位老师调走，让我们一家三口拥有15平方米的空间，我在这套房子里长到四岁，又搬进一套近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