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春秋

关隐达就笑眯眯地找他谈话，说，老陈呀，你长期在一线，熟悉经济工作，还是在政府干吧。陈兴业虽然年纪五十来岁了，但任副县级干部的资历不长，说不上几句硬话，也没有办法了。
  自从陈兴业要下来的风声一传开，就有很多人盯着县委办主任这把交椅了。县里几个头儿各有各赏识的人，都变着法儿向关隐达推荐。有些人干脆自己跑到关隐达那里旁敲侧击，只是不好意思毛遂自荐。
  出乎大家意料，关隐达安排银盘岭乡书记熊其烈当了县委办主任。事先他犹豫过一阵，怕别人看出其中的奥妙。但他的确从内心里感激熊其烈。他甚至想过，如果今后有人看出些什么，只怕就会从熊其烈的发迹上。
  熊其烈本是个老实人，没想到过自己这辈子还会上到副县级。尽管他的县委常委还没有批下来，但感觉上是被重用了。他很真诚地对关隐达说，感谢关书记的栽培。关隐达忙摆摆手，说，老熊你用不着感谢我。这一来是工作需要，二来是县委的集体决定。不是说我个人想用谁就用谁的。关隐达内心里的确忌讳熊其烈当面说感谢他，这让他有一种政变之后坐地分赃的感觉。
  这一切都在个把月之内就定了下来。关隐达知道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这些事情万万拖不得。
  在关隐达调摆局面的同时，地纪委专案组对向在远经济问题的调查也告结束了，查明向在远近两年内收受贿赂三十多万元。向在远人虽死了，处分还是要给的。只是处分一个县委书记，必须报经省委同意，时间上就不会那么快。宋秋山就在一次县市党政一把手会议上严肃通告了向在远的错误。这样，扑朔迷离的向在远自杀案就有了一个权威的官方说法。
  而就在纪委专案组撤离黎南县的第二天，向在远的夫人吴姐就背上一大堆申冤材料，上省里和北京告状去了。她说要撕破大家都撕破，要把黎南县的老底子全部翻出来！
  看吴姐那架势，好像向在远蒙受了天大的冤屈，她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关隐达有些担心。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只是怕到时候节外生枝，弄出别的什么麻烦出来。
  吴姐说要上去告状的前一天晚上，陶陶去她家看望了她。吴姐拉着陶陶的手，说着说着就哭成个泪人儿了。陶陶安慰着吴姐，自己也止不住哭了。两个女人就哭成一团。陶陶回到家里就不怎么讲话。关隐达忙了一天，已累得不行了，就说，你又怎么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两脚不沾灰了，回来还要看你的脸色？
  我是怎么个脸色关你什么事？你不看就是！陶陶生起气来嘴皮子都会发紫。
  他们两口子很少这么吵的，关隐达越发不好受，就说，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刚才说去他家看看，我就请到你回来就会是这个样子。地委已明确说了，向在远是因经济问题，畏罪自杀，你为什么总想着他的死同我有关呢？地委领导也同我个别分析过，认为向在远的成长太顺利了，没有经受任何挫折，一遇事就寻短见。
  陶陶冷冷笑道，你别同我开口闭口就是地委。地委我见识过！你去看看人家孤儿寡母的可怜相！其实他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
  关隐达真的来火了，但怕影响不好，压着嗓子说，你真的以为我是促成向在远自杀的罪魁祸首？那你明天同他老婆一块儿去告状好了！
  他们两人闹别扭总是这样，只要关隐达一认真了，陶陶就不说什么了，翘着嘴巴忙别的事去了。
  其实关隐达内心是愧疚的，只是容不得陶陶说出来。他也不相信向在远是因为经济问题而畏罪自杀。向在远要是不死，上面根本不会查他的经济问题。陆义骂起人来雷霆万钧，向在远又是从未受过挫折的人，心理素质不行。又想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许就此终结了，不是只有死了干净？关隐达不止一次在心里安慰自己，向的死他没有责任，但他仍感到自己屁股下的交椅散发着血腥味。
  现在容不得想那么多了，要紧的是如何开创工作局面。如今自己坐在县委书记的坐位上了，要知道这把交椅真的不好坐了。做官各有各的做法。如果只顾自己上得快，也很容易当这书记。把局面弄得平稳一点，该遮掩的遮掩一下，不让矛盾暴露出来，再拼老本做几件出风头的漂亮事，造造声势，就行了。
  关隐达却不想这么干。倒回去十年，他也许会这么做。那会儿他一帆风顺，时刻想着的就是怎么样把官做大。自从他官场开始失意，他什么都想开了，升官发财淡若浮云。他只想一心一意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求得良心上的安慰。他自己说这是失意而不失志。没想到年初，人大代表们把他推上了县长的位置。如果仅仅说是做官，他自认为早没有这个兴趣了。但既然幸蒙人民的信赖，他就得好好干一场。可政治就是这么令人难以捉摸，他无意之中却卷入了一场肮脏的权力争斗。官场上这类争斗根本无正义可言，真所谓“春秋无义战”。他也仅仅是从策略意义上利用一下矛盾，以便稳固自己的位置。天地良心，他这么做真的只是为了好好干点事。
  但不管他现在如何想，他的良心终生不得安宁了。要是事情大白于天下，他这么多年的清白名声也就完了。
  关隐达几乎是带着某种负罪感在工作。他内心的这份无奈别人不清楚，只是从表面上看他的态度更加严肃了。也有人见他整天不苟言笑，一脸冷漠，就在背地里说他当了书记，架子就大了，不像原来那么平易近人了。可见是人莫当官，当官都一般！
  今天召开县级领导联席会，研究黎南县中长期发展规划。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布置计委结合北京专家的研究成果，拿出了初步方案。计委李主任接受任务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按惯例和工作程序，中长期计划要等后年制定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时才做，在下一届人大会上通过。关隐达听了，大摇其头，说，老李呀，你以为我们县里的情况还容得我们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吗？这规划要经人大通过，我想这个法律程序不能乱。我的意思是，一方面，这个计划一定要尽早做，这样才能尽可能做得完善一点；另一方面，在人大没有通过之前，可以先作为县委建议，在工作中贯彻下去。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县，尤其需要增强紧迫感啊！当然我们需要的是热情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先由计委李主任汇报。关隐达优雅地喝着茶，感觉自己正在做一件很庄严的事情。规划本是宏观而抽象的，而他此时的憧憬却是具体而真切的。他希望从此以后，黎南会有一个好的发展规划，今后各届县委都能一以贯之，不再李书记一套张书记一套。
  计委李主任汇报完了，大家就开始讨论。政协主席刘志善先发表了意见。不料他话说得委婉，意思分明是否定这个发展规划。
  关隐达事先没有想到刘志善会这样。平时开会，通常是大家无关痛痒地说一通，然后书记拍一板，事情就定了。关隐达早就看出这种决策程序貌似民主和科学，其实还是一言堂。因为看上去到会的各位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似乎体现了充分的民主，然后最高决策者集中大家的意见，做出决定。一些决定全局的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像谁也说不出这决策过程的毛病。这是民主集中制啊！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会上决策的事情，事先大家并不一定都接触过，情况不清楚。到会的除了县级领导，就是各部门的头儿，大家不可能熟悉各行各业的工作。只是会上临时发个材料给你，你一时还没吃透材料，你却要发言了。有时会议准备得仓促，材料都不一定发一个。再说，人在官场混得久了，难免学会了看风向说话，多半顺着领导的决策意图发表意见，所谈的无非是毫无意义的附和。大家发起言来，总是谦虚地说，我谈点个人意见，不一定对。可你别太指望他们会谈什么个人意见。你听他们滔滔不绝，更感觉他们像是在卖弄口才。不发言是不行的，大家会说你胸无经纬。万一没有说的，不妨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如果重复了别人的话又觉得不好意思呢？就补充说，这一点，我同意某某同志的意见。
  关隐达想克服这种决策的弊端。他想下决心组织一批有头脑有责任的专业人员，组成一个松散型的决策咨询班子，就一些大的决策问题预先进行研究。再就是规范会议制度，凡是须提交县委研究的重大事项，务必事先准备好有关文字材料，并提前发给有关人员。现在，他构想中的咨询班子还没来得及成立，但这个发展规划参考过北京专家的研究成果，他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为了不让大家到会时不得要领，他指示计委提前就将发展规划的讨论稿送给各位到会人员。他原想这一次会议将开得很成功，没想到刘志善发表了如此高见。有不同意见本是正常的，只是刘志善用心不良。弄得不好，大家的思维让刘志善的发言一引导，接下来的意见就一边倒，关隐达的宏图大略就告吹了。
  刘志善一说完，关隐达就微笑着说，刘主席的意见很好。大家继续发表意见。这个讨论稿早就发给大家了，大家是不是认真看了？说到这里，关隐达吸了口烟，有意停顿了一下。在座的便不由自主地拿起几案上的材料。他猜想只怕有个别人不一定看过了。他环视一下会场，又说，请各位充分发表意见。我建议，大家发言不要说套话，直接人题。也不用忌讳什么，说自己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