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惆怅

看来，即便是晁错这样的“智囊”，也不是什么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当然，要说晁错对自身的安危一无所知一无所虑，恐怕也不是事实。至少，当他的父亲把问题的严重性指出来以后，他应该有所反省。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可见，他其实是想清楚了的。而且，正因为想清楚了，这才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这种“奋不顾身”的品质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然而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思考？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不能属于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可惜的是，这三条，晁错一条也做不到。
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只想到了“应该去做”，没考虑“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败？还有一点也很不好：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结果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做到事后“徐为之图”。
六、晁错之错（2）
更糟糕的是，他也没能做到“事至不惧”。七国反汉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心急如焚。这时，他最需要的，是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可惜，晁错是书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第一个馊主意是杀袁盎。吴楚七国造反后，晁错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属商量要杀袁盎。晁错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下属就是御史。晁错说，袁盎这家伙，接受吴王的贿赂（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总说吴王不会造反（专为蔽匿，言不反），现在却果然反了（今果反）。我们应该杀了袁盎，就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了（欲请治盎宜知计谋）。晁错的副手和下属却不赞成。副手和下属说，事情还没发生时，这么整一下，或许还有好处（事未发，治之有绝）。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杀袁盎又有什么用（今兵西乡，治之何益）！再说袁盎身为朝廷大臣，也不应该和吴王有阴谋（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听了，犹豫不决，袁盎却得到了消息，通过窦婴求见皇上，提出了“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的对策，被汉景帝采纳，晁错也就“衣朝衣斩东市”。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连司马迁也批评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晁错这一着，是不是臭棋？
第二个馊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谁都知道，带兵打仗，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最安全的。国难当头之时，任何忠臣，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留给皇上，何况这“国难”还是你晁错惹出来的？你惹了祸，你就得有担当。正如苏东坡所说：“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错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这就难怪不但袁盎主张杀他，就连其他大臣也主张要杀了（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实际上，像晁错这样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谓“烈火见真金，危难见忠臣”，晁错的这个馊主意，确实让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苏东坡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相反，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已身任其危），亲自率兵东向迎敌（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使不至于累其君），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克敌制胜的依靠（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那么，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又能怎么样呢（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这就是晁错之错了。他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得意忘形，错在只有雄心壮志，没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无前，不知运筹帷幄。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要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
非常遗憾的是，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难怪司马迁要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我以此心对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沟。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渠沟呢？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一、变法迫在眉睫（1）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