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

他遭到以皇帝遗孀萨伏伊的安娜皇后和大教长约翰·卡莱卡斯的反对。坎塔库震努斯最危险的敌人是其以前狡诈的支持者阿莱克修斯·阿坡考库斯，后者在前次内战中作为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支持者脱颖而出，后来得到坎塔库震努斯的提携，平步青云，聚敛了大量财富。拜占廷帝国的首都，此时却充满了宫廷阴谋诡计和对立各派的政治角逐。不久前它就已经被迫应付外部出现的危险：土耳其人洗劫了色雷斯沿海地区；塞尔维亚人再度入侵，直抵塞萨洛尼基；保加利亚人也威胁发动战争。坎塔库震努斯靠他私人的钱财组建起军队以应付所有这些帝国的敌人，很快就设法实现了和平，他甚至看到了加强帝国在希腊地区势力的可能性。阿凯亚的封建领主派遣了一个使节去见首相，声称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因为当时这个国家已经陷入混乱，法国男爵倾向于臣服拜占廷皇帝，并拒绝服从佛罗伦萨的阿克西亚乔利金融家族代表的统治当局，后者也是刚刚取得了代表拥有拉丁帝国皇后称号的凯瑟琳统治这个公国的权力。坎塔库震努斯抱着极高的期望，他在一次战争会议上声称：“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成功地将生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丁人收归到帝国控制下，那么我们就会让阿提卡和伯埃奥提亚的加泰隆人或自愿或被迫地知道我们是谁了！而罗马人的势力就会像以前一样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伸展到拜占廷城，那样的话，我们很显然就将可以轻易地向塞尔维亚人和我们周围的其他野蛮人讨还公道，以雪他们长期以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耻辱。”[112]
  但是，这个恢复拜占廷帝国在希腊地区权力的愿望或计划根本没有实现。内战的爆发彻底摧毁了任何扩张拜占廷帝国权力的理想，而且也摧毁了拜占廷帝国尚存的那一点实力。坎塔库震努斯刚一离开首都，就给其敌对势力提供了“宫廷政变”的机会。这个一心致力于伟大的爱国计划的首相被宣布为国家公敌，其房舍被摧毁，田产被没收，他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支持者都被投入监狱。大教长约翰自任摄政王，此时，阿坡考库斯升任“总兵”，成为首都和周围城镇和岛屿的总督，而其拥护者都加官晋爵，担任了重要官职。坎塔库震努斯接受了这一挑战，1341年10月26日，他在狄迪莫提胡斯自立为皇帝。但是，他仍然严格坚持合法皇帝继承权的原则，这是他在从事整个内战期间一直追求的原则。起初，他打着皇后安娜和合法小皇帝约翰五世的名义行动，他自己和其妻子伊琳尼的名字仅排在他们之后。[113]他刻意强调的是，他并非反对合法的皇帝家族，而只是反对篡位者阿坡考库斯，因为后者很快就在君士坦丁堡摄取了独裁权力。坎塔库震努斯如同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在上一场内战所做的，在反对君士坦丁堡的摄政政府的战斗中也首先依靠色雷斯地区大贵族的支持。这次，省区再度战胜了首都。
  拜占廷帝国又陷入它从未经历过的最生死攸关的危机之中。同一世纪20年代的内战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帝国，目前这场内战将消耗掉其最后一点元气。在社会和宗教分歧导致不断激化的拜占廷人内部斗争中，外国列强比以前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拜占廷帝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狂热派运动促使某种强大的具有革命特点的社会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与这种政治和社会斗争动乱不可避免地伴随在一起的是晚期拜占廷帝国时代最重要的宗教冲突，即静默派异端争论。
  从最早期开始就有一些沉浸在神圣的冥思苦想（）中的修道士，他们始终按照极为严格的苦修制度生活，这种修道士在拜占廷帝国被称为静默派修道士。到14世纪时，静默派逐渐变得特别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神秘启示和禁欲苦修生活的发展，这一发展可以直接追溯到11世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新神学家”西蒙（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他的传道教义和实践活动与静默派有许多共同之处。[114]但是，静默派的兴起还是西奈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Sinai）巨大影响的直接结果，他曾于14世纪30年代期间游历拜占廷帝国。其神秘的启示和禁欲苦修的说教在拜占廷帝国修道院，特别是在阿索斯圣山修道士中特别受欢迎。因此，这个拜占廷东正教最受崇敬的宗教据点就成为静默派运动的中心。静默派修道士的最大目标就是亲眼见到神光，为了设法得到这一体验，他们使用了特殊的苦修技巧。静默派修道士在孤独隐居的静谧中独自打坐，身体前倾，以便将下颚抵在前胸口，两眼直视丹田，口中反复祈祷所谓“耶稣祈祷词”（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降仁慈于我），同时尽可能地屏住呼吸。祈祷者逐渐入境，无可言表，可以看到自己为神奇的神光光环包围着。据说耶稣的弟子在塔巴尔山上就见到过这种无法创造的光环。
  图69 壁画“基督诞生”，绘制于1400年前后，现存米斯特拉拜里布莱普托斯教堂  这种对塔巴尔山上神光永恒可见的信仰遭到反对，静默派修道士使用的方法更是遭到批评和嘲笑。卡拉不里亚修道士巴尔拉姆（Barlaam）首先开始抨击静默派，他是个学识相当渊博的人，但多少有些独断专行，好与人争辩，思想活跃，希腊人天生爱好虚荣的性格与西方式的傲慢融于其一身。他曾来到君士坦丁堡一门心思反对拜占廷学术领袖们，但是，他受到百科全书式学者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为首的反对派的公开质疑，身陷困境，因为其理性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拜占廷民众中缺乏基础。因此，这个卡拉不里亚修道士在反对阿索斯圣山修道士神秘主义的激烈论战中，寻求恢复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在他看来，这些修道士的思想与最阴暗的怀疑主义臭气一样。静默派神秘主义的辩护者是伟大的神学家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115]他公开反对巴尔拉姆。激烈的辩论随即展开：最初巴尔拉姆猛烈抨击的是静默派修道士苦修的方法，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快就完全被静默派教义的哲学和神学理论基础问题所取代。巴尔拉姆否认塔巴尔山上见到神圣光环的可能性，他认为那道光并不能确定就是上帝之光，因此它也不可能永远存在，而是像所有上帝所造之物一样只有暂时性。接受一种不是上帝创造的神光就意味着它绝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上帝本身，上帝是惟一永恒不变的，但是，那样一来，它就是不可见的，因为上帝是不可见的。另外，帕拉马斯明确区分了超自然神性的存在（）和神的能量（或）间的区别，认为后者活动在我们现世世界，并展现在人类面前，但是它也非被造物，而是上帝无限活动的表现。如果不存在上帝实体的这类表现，那就不存在有形世界与超自然上帝之间的关系了。他坚持认为，神的能量表现为智慧、仁爱和上帝的慈爱，以及众使徒在塔巴尔山上所见到的神光，它永恒地表现为人们可见的、神秘的启示，其另一种表现就是神的能量。正是在巴尔拉姆明确区分永恒和暂时之间界线的地方，格里高利·帕拉马斯看到了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中间的中介力量，它从上帝发出，在人类中展现自己。因此，静默派教义表达了对希腊式属灵生活的基本诉求，这种愿望早先曾经影响着拜占廷教会在基督教神学多次争论和毁坏圣像运动争论中的态度，即渴望构建跨越现世和来世之间的桥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静默派教义遭到了罗马教廷的强烈反对，却受到拜占廷教会的热烈欢迎。
  即便在拜占廷帝国，静默派也是经过长期斗争后才被接受的，因为在拜占廷教会内部，最初也激烈反对这种静默派的新教义，尽管它与古老的传统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修道院狂热派坚决支持静默派运动，而所谓“政客派”这个更加世俗的派别最初反对这个运动。格里高利·帕拉马斯在1341年初举行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成功地争取了会议对其教义的认可，[116]此后不久，当一个拜占廷教士、西方经院哲学的痴迷者格里高利·阿森迪努斯（Gregory Acindynus）取代绝望而牢骚满腹的巴尔拉姆作为反对静默派领袖时，其建议遭到了拒绝。然而，静默派的成功并不完全，事态发展看起来好像是教会极力避免做出任何泾渭分明的决定，在对静默派反对者做出毫不含糊的谴责时，犹豫不决，但是，形势的发展由于1341年夏季的政治事变而完全改变了。作为一个西方人，皇后安娜并不喜欢静默派，大教长约翰也同样是静默派的坚决反对者，由于这个原因，君士坦丁堡教会当局和世俗统治者转而反对静默派。在拜占廷帝国首都，静默派遭到禁止，格里高利·帕拉马斯则事实上被投入监狱。[117]结果，静默派就逐渐比以前更加接近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在引起拜占廷帝国政治大分裂的斗争中，静默派站在一方立场上，而其反对者则站在另一方立场上。这样，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就将帝国分裂为两大阵营。
  社会斗争也同样激烈，正是帝国内部的社会冲突构成了内战期间真正严重的难题，也正是社会矛盾造成了影响广泛的灾难性后果。日益加深的经济贫困只能促使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尖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