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7]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第56页。
  [8] Sha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1， p.157.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
  一、奥斯曼帝国文化的演进氛围和历史地位
  伊斯兰文化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诸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曼帝国疆域广阔，境内民族和宗教众多，除了突厥人之外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等，除了伊斯兰教之外还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等等。帝国境内诸多族群文化积淀深厚，社会交往明显扩大。帝国位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汇处，与基督教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交流密切。因此，奥斯曼帝国的文化也是一种兼容并蓄的复合文化，主要包括以下文化要素：突厥人特别是奥斯曼人的固有文化、古典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基督教世界的文化、波斯文化与印度文化。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演进，仿佛涓涓溪流汇成滔滔江河一样，长达数百年之久。奥斯曼人的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社会结构的变化、诸多民族的融合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无疑构成奥斯曼帝国文化演进的深层背景。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帝国雄踞世界数百年，经济长期保持繁荣稳定，多位苏丹承袭哈里发的宗教宽容政策，积极支持发展文化事业，即便在帝国事业显露颓势之时也不例外，例如1421—1566年的历任苏丹，18世纪前期“郁金香时代”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以及此后的诸多苏丹。
  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起步时期。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04—1451年，1421—1451年在位）鼓励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典著作译成奥斯曼土耳其文，以此发展帝国文化和培养伊斯兰教学者。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约有2万名学生进入附属清真寺的宗教学校研读经训，学习满7年后才能毕业，继而担任宣讲师和法官等职，甚至可以荣获“学者”称号。他还创办宫廷学校，聘请国内著名学者任教，其中多名学者出自经验丰富的高级官员，令诸位王子、廷臣子孙、亲密侍从入校，甚至择取战俘和奴隶中的佼佼者入校，以全面培养忠于职守、具有真才实学的各级管理人才。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2—1481，1451—1481年在位）自幼在父亲创办的宫廷学堂中接受良好教育，通晓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希腊语，粗识塞尔维亚语和意大利语，在即位之后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本人爱好广泛，喜欢阅读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著，熟知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皇帝的传记，关心文艺复兴和雅典建筑。145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雅典和希腊，穆罕默德二世因对希腊的建筑遗迹心驰神往而赋予雅典自治地位。为了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实况，他曾允许拉古萨用意大利手稿代替贡金。他熟悉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诗篇并尝试写诗。他全然没有顾及先知穆罕默德关于绘像的禁令，不仅收藏大量名贵绘画，而且于1480年即去世之前一年，令威尼斯人金蒂尔·贝里尼为他画像，这幅画现藏威尼斯来亚得美术馆。他在伊斯坦布尔营造新的宫殿，将衰败的基督教堂改建成清真寺，并在法蒂赫清真寺附近建设多所高等宗教学校，聘请伊斯兰世界的饱学之士前来授课，其中包括阿劳德丁·图西（Alauddin Tusi）、布尔萨里·宏卡扎德·穆斯里胡德·穆斯塔法·艾芬迪（Bursali Hocazade Muslihiddin Mustafa Efendi）和米弗拉纳·阿卜杜尔克里木·艾芬迪（Mevlana Abdulkerim Efendi）。穆罕默德二世时代，曾经破败不堪的千年古城君士坦丁堡再次成为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巴叶济德二世（Bayezid II，1481—1512年在位）爱好科学和诗歌，利用希腊和保加利亚的专家修造街道和桥梁，而巴叶济德清真寺是这一时期最为宏伟的宗教建筑。塞里姆一世（Salim I，1467—1520年，1512—1520年在位）是一位诗人，他的作品于1904年在德国出版。他还尊敬学者，奖掖学术。
  16世纪前中期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鼎盛时代。苏莱曼一世（Suleiman I，1494—1566年，1520—1566年在位）是奥斯曼帝国史上富有学养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典范。他擅长写作诗歌和散文，曾将“穆希比”作为诗歌笔名，并留下《战争日记》一书。苏莱曼一世当政时期，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修建街道、桥梁、学校、医院、驿站和浴池等公共设施，首都面貌焕然一新。他在四处征战之余，还在各地广建清真寺，重修著名学者的坟墓，以此弘扬伊斯兰文化。1535年帝国军队征服伊拉克后，苏莱曼一世下旨在巴格达城内为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创始人艾布·哈尼法兴建清真寺，并重修苏非派卡迪里教团创始人吉拉尼屡遭破坏的坟墓。1550—1557年间他下令建筑学家锡南在伊斯坦布尔督造苏莱曼清真寺，该寺后来被誉为奥斯曼建筑史上“最富丽堂皇的纪念碑”。
  16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转型阶段。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1673—1736年，1703—1730年在位）在大维齐尔达乌德·易卜拉欣帕夏的诱导下，率先追求法国王室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情趣。艾哈迈德三世时代，大维齐尔受命在首都近郊督造苏丹的“逍遥宫”（Sa’dabat），刻意仿效法国枫丹白露宫的建筑风格，新建的别墅、园林、喷泉、凉亭和浴室开始出现打断的挑檐板、成群的壁柱、卷边形牌匾等，法国的建筑艺术开始影响整个帝都。同时，引自欧洲的名贵花卉郁金香盛开于伊斯坦布尔的皇宫和别墅，故艾哈迈德三世统治时期被称为“郁金香时代”（The Tulip Period）。此后，“政治和经济的瓦解并非与大多数文化领域的衰落同步发生。相反，由于苏丹此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宫中能够推动和实践的文化事业上，不受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困扰，也由于部长们和总督们一样总是极力仿效他们的主人，所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上的领军人物。由于古典时代的活力继续发挥作用，这样也许抵消了日益增长的混乱对社会所有阶级的影响”。[1]
  郁金香时代建筑风格的代表——艾哈迈德三世喷泉
  关于奥斯曼帝国文化成就的历史地位，学界争议不断，莫衷一是。欧洲国家的诸多学者对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充满傲慢和偏见，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重新学习古典知识以前，穆斯林思想家仅仅充当这些知识的存储器。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布罗克尔曼在其著作《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中这样写道：“奥斯曼人的学术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独创之处，而是局限在传统的固定范围中。对穆斯林来说，科学并不意味着取得新知识，而是意味着尽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结果。关于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识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开而且控制着民法。由于伊斯兰教经典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学者中的神学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启发俗人的某些书籍才用民族文字写成。奥斯曼学者的优点不是大胆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记忆力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2]美国学者斯坦福·肖这样解释欧洲学者的傲慢和偏见：“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们缺乏语言学和美学修养，只有具备了这种修养，才能辨别和欣赏在欧洲人的经验和意识之外发展起来的文化。”[3]
  如果说部分西方学者和少数中国学者出于宗教偏见、文化隔膜和知识匮乏等原因，轻视整个伊斯兰文化的话，那么奥斯曼帝国文化受到一些人的蔑视，原因还不止于此。奥斯曼帝国树敌太多，而且这些敌人在文化上影响太大，导致帝国的征战与文化呈现“狗猛酒酸”的奇特关系。奥斯曼人始终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把征战视为生命的国家，为主道进行圣战成为奥斯曼人和帝国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帝国从建立到崩溃，处在四战之地，与数不胜数的国家、民族和教派发生冲突，它的敌人除了欧洲基督徒之外，还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穆斯林。帝国的征战导致周边地区的普遍仇恨和长期恐惧，使被侵略者和被征服者无法以冷静心态正视敌寇的文化成就。伴随着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全球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霸权，这种心理又遗传到现今的世界。相比之下，此前阿拉伯人建立的哈里发国家，其扩张进程停止较早，特别是自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国家几乎实现罢兵休战，境内外诸多族群得以和平相处，具备足够时间去消解仇恨并共同创造崭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