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第19章


1418年他因在奥斯曼帝国传播异端信仰而被处决。
  苏莱曼·谢莱比(Sulayman Shlabi,?—1429年)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的大臣艾哈迈德帕夏之子,苏非派哈尔瓦提教团谢赫,曾担任苏丹巴叶济德一世的宫廷伊玛目和宗教顾问,在1402年后任布尔萨一家清真寺的教长。他还是一位诗人,代表作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诞生的称颂诗。
  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文学尤其是宫廷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文人墨客脱颖而出,约1/4的杰出诗人生活在16世纪中后期即苏莱曼一世及塞里姆二世在位时期,群星璀璨,佳作迭出。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Muhammad Abdul-Baki,1526—1600年)出身贫寒,但有诗歌天赋,因此获得上层人士甚至苏莱曼苏丹的青睐。他的诗歌强调生命短暂和个人享受,迎合了上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他被时人誉为“诗人之王”和颂歌作家,死后享受国葬待遇。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诗集插图:巴基与其读者  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富祖里(Muhammad ibn Suleyman Fuzuli,约1483—1556年)的诗歌水平在当时仅次于巴基。他在白羊王朝统治时期(White Sheep Turkomans,1378—1508年)生于伊拉克希拉城的一个什叶派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1501年,伊斯玛仪(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率领长期追随萨法维教团的乌斯塔吉鲁等7个土库曼人部落即凯兹巴什进军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沙鲁尔战役中击败白羊王朝的军队,进而占领大不里士,自称“伊斯玛仪沙”,建立萨法维王朝。1503—1510年,伊斯玛仪相继征服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伊拉克、伊朗高原东部的呼罗珊直至阿姆河左岸地区,初步奠定萨法维王朝的疆域基础。这时富祖里受到伊斯玛仪一世的庇护,为波斯萨法维王朝宫廷写颂诗。1534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占领巴格达后,富祖里企图邀宠,便给苏丹苏莱曼一世写称颂诗,但似乎收效不佳。此后他的作品多次感叹人生苦短,命运无常。富祖里的代表作是小说《怨诉之书》、诗歌《心灵之友》以及1536—1537年创作的长诗《莱伊拉和马季农》等。《怨诉之书》抨击苏丹苏莱曼宫廷的腐化和残暴,歌颂普通百姓的机智与憧憬。《心灵之友》侧重劝导世人弃恶从善。《莱伊拉和马季农》则生动描绘在陈规陋俗桎梏中出现的一个恋爱悲剧。
  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富祖里
  行吟诗人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民间文学的主体,他们在弹奏萨兹吟唱诗歌之时,往往借助皮影戏(Karagoz)来加深受众的视觉感受,主要包括因反叛苏丹而被处决的皮尔·苏尔坦·阿布达尔(Pir Sultan Abdal),为塞里姆一世征服埃及之举喝彩的巴赫希(Bahsi),讲述黑海沿岸生活状况以及奥斯曼帝国军队东征波斯概况的欧克苏兹·阿里(Oksuz Ali),以及亲自参加赴波斯远征军的考洛格鲁(Koroglu)。
  在17世纪,宫廷诗歌非常繁荣,其主要形式是至少包括15对句子的卡西德,代表人物有17世纪前期的奈菲仪(Nef‘ī,约1572—1635年)、泽科里亚·栽德·雅赫亚·艾芬迪(Zekeriyya Zade Yahya Efendi,1552—1644年)和17世纪后期的约瑟夫·纳比(Yusuf Nabi,1642—1712年)。
  奈菲仪是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他出身寒微,曾以华丽的卡西德极力赞颂艾哈迈德一世、奥斯曼二世和穆拉德四世,但似乎并未赢得苏丹青睐。他痛感怀才不遇,有些愤世嫉俗,多次嘲讽行贿纳贿和任人唯亲等腐败风气,因此不容于当世,多次被流放,最后被大维齐尔白拉姆(Bayram)绞死。
  泽科里亚·栽德·雅赫亚·艾芬迪的性格和命运与奈菲仪迥然不同。他是大教长泽科里亚·艾芬迪(?—1593年)之子,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之后多次担任大教长,才高八斗,风度翩翩,品德端正,左右逢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虽然他也擅长作卡西德,但并不像奈菲仪那样钟情波斯诗的格律,而且终生备受苏丹的宠信,曾陪伴穆拉德四世远征伊拉克,随驾途中多次作诗称颂。一帆风顺的他最后以92岁高龄寿终正寝。
  约瑟夫·纳比多才多艺,除在文学领域成绩斐然之外,他对历史学、宗教学、哲学、地理学领域也多有涉猎。他的诗歌注重借鉴阿拉伯、波斯诗歌的风范,偏爱爱情、美酒和宗教题材。
  在17世纪,帝国的民间文学也有所发展,成绩可圈可点。穆罕默德·尼亚孜·米绥尔(Mehmet Niyazi Misri,?—1693年)、卡拉加奥兰(Karacao?lan,约1606—约1680年)、埃斯克·欧麦尔(Asik Omer,?—1707年),可谓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三杰,其中穆罕默德·尼亚孜·米绥尔是苏非教团成员并因此多次遭流放,卡拉加奥兰描绘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埃斯克·欧麦尔记述穆罕默德四世时期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奥地利和威尼斯的战斗场景和边境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一时期的许多民间诗人浪迹江湖,往往吟诵短诗,或讴歌爱情、赞美风景,或评述历史、宣传教义,其格律比较自由,语言通俗诙谐,题材贴近生活,因而在军营、广场、集市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拥有大量粉丝。
  在18世纪,一部分宫廷文学家依旧受到波斯风格的巨大影响,致力于将加泽尔(包含4—15对句子)和卡西德(包含15对以上的句子)发扬光大;另一部分作家则开始发掘本土精神,大量采用安纳托利亚下层土耳其人的常用词汇,注重借鉴本土格律。从总体上看,自郁金香时代起,波斯词汇在奥斯曼帝国宫廷文学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同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学对奥斯曼帝国尚未造成足够影响,因此奥斯曼语的宫廷文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异彩纷呈。继承波斯传统的著名诗人,主要有奈维栽德·埃塔(1683—1734年)、穆斯塔法·萨米(?—1734年)、穆罕默德·拉希特·艾芬迪(?—1735年)、伊斯玛仪·阿斯姆·艾芬迪(?—1760年)、苏莱曼·纳菲(?—1739年)、考卡·穆罕默德·拉西普(1699—1763年),以及18世纪后期最伟大的诗人、备受苏丹塞里姆三世青睐的穆罕默德·爱萨特·艾芬迪(Mehmet Esat Efendi,1757—1799年),等等。发掘本土韵致的著名诗人,主要是埃劳丁·撒比特与艾哈迈德·奈迪姆。埃劳丁·撒比特(Alauddin Sabit,?—1713年)首次将土耳其普通民众常用的谚语、双关语和笑话引入奥斯曼语宫廷文学,使自己的作品显得幽默风趣。
  艾哈迈德·奈迪姆
  艾哈迈德·奈迪姆(Ahmet Nedm,约1681—1730年)是郁金香时代最为杰出的宫廷诗人。他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其父是宗教学者。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后受到大维齐尔达玛特·易卜拉欣的赏识,进而被派到苏丹艾哈迈德三世身边,时常即兴吟诵诗篇。他的诗歌杜绝神秘主义,追求世俗快乐,赞美爱情,歌颂美酒,勾勒鸟语花香的园林景色,刻画庄严华美的逍遥宫殿,庆祝彩灯闪烁的热闹游船,描述万人空巷的烟花表演,用词雅致,格律和谐,感情真挚,意境优美,令上流社会赞叹不已。穆罕默德·艾敏·贝里戈(Mehmet Emin Belig,?—1758年)与法兹尔(Fazil,?—1810年)也效法艾哈迈德·奈迪姆,继续采用优美词句歌颂世俗情感和宫廷生活,只是目光更加下移,开始刻画浴室、店铺、酒馆等常见事物,注重描绘顾客、店家等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相关作品雅俗共赏。
  艾哈迈德·奈迪姆诗歌赏析:
  请求你母亲允许,对她说这是为了这个星期五神圣的祈祷,
  不合时宜的痛苦的紧要关头,让我们俩都占去一天,
  通过秘密的通道和小径溜向码头,
  让我们到游乐园去,来啊,我逍遥自在的柏树,
  只有你和我,还有一位唱着高雅曲调的歌手——可是,
  另一个:在你仁慈许可的情况下,内迪姆,狂烈的诗人;
  今天让我们忘记我们的好友,我那快乐的蜂鸟——
  让我们到游乐园去,来啊,我逍遥自在的柏树。[6]
  19世纪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以下3位:伊卜拉欣·邢纳西(?brahim ?inasi,1826—1871年)、齐亚·高卡尔普(Ziya Gokalp,1825—1880年)和纳米克·凯末尔(Namk Kemal,1840—1888年)。“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从形式到内容都同古典奥斯曼作品迥然不同的土耳其文学的兴起,便大大加速了西方思想的传播,使得土耳其人开始在态度上有了同西方的社会与政治态度相适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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