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室内并无家具；人们习惯在地毯上或低台上盘腿而坐。当人们准备入睡时会将床垫和其他铺盖展开，起床后再将它们卷起。富人家中的厨房设施往往位于不同隔间。密室总是存在。
  奥斯曼帝国的宫殿是伊斯兰住宅建筑的极品。托普卡帕宫（Topkap? Palace）是1474—1477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修建的宫殿，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沿岸一角，坐落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南岸的“皇宫岬”的山顶上，因建在拜占庭原托普卡帕城堡遗址而得名，成为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后宫兼政府所在地。宫殿有7座大门，4座朝陆地，3座朝海边，正门面对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和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所在广场。大门内300米处有一道中门，为皇宫的入口处。中门内为御花园，花园右侧为厨房和粮库，左侧经过“白人宦官门”则是苏丹、嫔妃的内宫。位于花园深处的“库贝阿尔特”殿是苏丹召集大臣议事之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托普卡帕宫被辟为博物馆。
  托普卡帕宫崇敬门，第二庭院的入口
  多尔马巴赫切宫（Dolmabah?e Palace）建于19世纪中叶，同样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海岸，设计者是亚美尼亚的尼克格斯·巴尔提，装饰者是巴黎歌剧院的设计者塞尚，1856年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ülmecid I，1839—1861年在位）迁入居住，为奥斯曼帝国晚期苏丹的后宫。同样建于19世纪的贝勒贝伊宫（Beylerbeyi Palace）则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岸边，院中布满玉兰花，是帝国晚期苏丹的避暑胜地以及外国贵宾的下榻处。
  多尔马巴赫切宫
  贝勒贝伊宫
  穆斯林去世之后，普遍实行土葬和薄葬。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世界没有陵墓建筑。伊斯兰陵墓建筑始建于中亚地区，突北（Türbe）意为“塔形的陵墓”，指塞尔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和宗教学者陵墓的建筑形式。这种墓塔最早流行于伊朗，后随着塞尔柱帝国的扩张而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一般包括方形主体（大厅内设死者的坟墓）、圆柱形鼓座、饱满的穹顶和挺拔的尖塔，外观强调高大对称，显示庄严肃穆。
  六、科学技术
  “中古伊斯兰教科学的成就并不限于保存希腊的学术，或把古老东方和遥远东方的因子掺合成一个整体。中古伊斯兰教的科学研究者由于自身的努力和贡献而大大地丰富了他们传递给现代世界的遗产。整体上来说，希腊科学是比较理论性了一点，而中东中古的科学则实际得多。中古中东的实验和观察，把医学、化学、天文学和农艺学方面的古典遗产明晰化并加以补益”。[10]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尤其与天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伊斯兰世界天文学的发展，穆斯林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异族异教典籍文献的翻译，是伊斯兰世界数学研究的起点。曼苏尔当政期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扎里在翻译印度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的过程中，将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介绍到伊斯兰世界。在此基础之上，花拉子密系统阐述了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的种种优点，如10个数码可以组成所有的数字，零的符号可以用来填补多位数中个位、十位、百位等数字的空白，书写和运算也极为便捷。在花拉子密之后，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在伊斯兰世界得以推广。花拉子密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后，印度的数字符号传入基督教欧洲，西方人称这种数字为阿拉伯数字。希腊数学也是阿拉伯数学的主要来源。阿拔斯王朝初期，欧几里得、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成为阿拉伯数学研究的起点。
  15—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盛期，也是数学研究起步和辉煌的时代。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数学研究开始起步。阿里·库斯楚（Ali Kuscu，1403—1474年）是中亚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卡迪栽德·穆萨（Kadizade Musa）的学生，两人都曾管理撒马尔罕天文台。穆萨曾对欧几里得的理论作过注释。阿里·库斯楚则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在宫廷担任教师，颇受礼遇。他还在首都的阿亚索菲亚学校向宗教学者讲授数学知识。在16世纪，由于宗教高级学校即麦德莱斯的普遍开设，数学和医学等科学知识得到普遍传播。16世纪前期最为著名的数学家是纳苏赫·乌尔·谢拉海·乌尔·马特拉齐（Nasuh ul Silahi ul Matraki），其代表作是《关于两个伊拉克战役的沿途宿营地》（Beyan-? Menazil-i Sefer-ul Irakeyn）。另一位著名数学家是阿尔及里安·阿里·伊本·威利（Algerien Ali Ibn Veli），其代表作《奇妙的数字》（Tuhfet ul-adad）主要涉及三角学、算术学和代数学，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对数的数学著作。
  天文学的前身是占星术。自古以来，阿拉伯人便对天象颇感兴趣，往往根据星宿的变化判断气候，预卜吉凶。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印度学者拜尔赫姆卡特所著的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和罗马时代亚历山大港学者托勒密的著作《天文学大全》相继被译成阿拉伯文，穆斯林随之开始对天文学的研究。《西德罕塔》的翻译者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扎里（？—796年），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天文学家。
  马蒙当政期间，阿拔斯王朝在首都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内沙浦尔、军迪沙浦尔、设拉子、拉卡、大马士革、弗斯塔特等地设置有天文台，借助于浑天仪、天象仪、象限仪、天球仪、地球仪、星盘等各种较为精密的仪器观测天体运动。马蒙曾经命天文学家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辛贾尔平原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之间实地测量子午线一度的距离，据此推算地球的直径和周长的数值。花拉子密（Mu?ammad ibn Mūsā al-Khwārizmī，又译花拉子米、花剌子模，约780—约850年）全名穆罕默德·穆萨·花拉子密，西方人称之为阿尔戈利兹姆，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花拉子密汲取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天文历算的成就，参照新的观测资料，编制《花拉子密历表》，是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部天文历表。该表后来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广泛流传，成为西方人编制天文历表的蓝本。
  花拉子密
  白塔尼（al-Battānī，约858—929年）全名穆罕默德·贾比尔·希南·哈拉尼，西方人称之为阿尔巴特尼乌斯，是继花拉子密之后伊斯兰世界又一杰出的天文学家。白塔尼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兰，原系萨比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曾在拉卡的天文台观测天象长达40余年，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托勒密”。白塔尼在希腊天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根据长期的天体观测，运用精确的数学计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编制《恒星表》（也称《萨比天文历表》）。白塔尼改进了天体运行的计算方法，所得数值的精确度超过前人，他在天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发现地球的近日点运动，即地球运行的轨道呈经常变化的椭圆。白塔尼还在《恒星表》中引用《古兰经》关于太阳和月亮按其轨道运行的经文，依照天文观测的事实予以解释，进而证明安拉创造天地万物的伟大。如同《花拉子密历表》一样，白塔尼的《恒星表》也被译为拉丁文，对基督教欧洲的天文学影响甚大，曾经被哥白尼和拉普拉斯等人多次引用。
  白塔尼
  阿布·瓦法（Abu al-Wafa’ al-Buzjani，940—998年）生于呼罗珊的布兹占，曾在巴格达从事天文学研究和天象观测，主持建造用于观测星体的象限仪台。阿布·瓦法将三角学的正切函数和余切函数应用于天象的观测，最早发现月球运行的“二均差”，即月球的中心差和出差在朔望和上下弦以及弦望之间皆有盈缩的偏差。阿布·瓦法的这一发现，曾被误认为是600年后文艺复兴时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功绩。阿布·瓦法还对地球呈球体形状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假说，进而纠正了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错误理论。
  比鲁尼（Al-Biruni，973—1048年）全名阿布·拉哈尼·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比鲁尼，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曾在加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和麦斯欧德的庇护下从事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所著《麦斯欧德的天文学与占星学原理》，总结穆斯林在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论证地球自转的理论和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学说，并且对地球的经度和纬度加以缜密的测量，堪称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百科全书。
  比鲁尼
  欧默尔·赫亚姆（1040—1123年）生于呼罗珊的内沙浦尔，曾在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的庇护下主持天象观测。欧默尔·赫亚姆参与编订的太阳历称作《哲拉里历》，根据这种历法，平年为365天，闰年增设1日即366天，每128年中设闰年31次。当时在基督教欧洲流行的格里哥利历每积3 330年便相差1日，而《哲拉里历》则积5 000年方差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