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穆台瓦基勒哈里发当政期间，宫廷御医阿里·赛海勒·拉班·泰伯里根据希腊和印度的医学理论，写成《智慧的乐园》一书，是为最早的医学纲要。
  拉齐（865—925年）全名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宰克里亚·拉齐，生于伊朗的莱伊，曾在萨曼王朝和阿拔斯哈里发的庇护下行医，并从事著述。拉齐所著《曼苏尔医书》、《医学集成》和《天花与麻疹》，皆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长期被视为医学领域的经典作品。《曼苏尔医书》论及解剖学、生理学、皮肤病、热病、毒物、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颇有见地。《医学集成》系统阐述了希腊、波斯、印度的医学理论和伊斯兰世界的医学成就，堪称医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天花与麻疹》是关于天花和麻疹两种疾病的第一部专门性著作，在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影响甚大。
  伊本·西那不仅在哲学领域颇负盛名，而且精通医学，所著《医典》一书广泛继承了古代世界的医学遗产，全面总结了穆斯林学者在医学实践过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伊本·西那首次将疾病划分为内科、外科、脑科、胸科、精神、眼科和妇产科，系统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理症状和诊断治疗方法，强调养生、药物和手术兼施并用。《医典》一书代表了古典伊斯兰世界医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伊本·西那也被后人誉为“医学之王”。
  15世纪奥斯曼帝国医学发展非常迅速。最杰出的医学家当属萨卜楚格鲁·赛睿费德丁（Sabuncuo?lu ?erafeddin，1385—1468年），他在奥斯曼帝国一家公立医院担任首席医生，并于1465年写出一本颇有见地的外科医学专著。斯诺普鲁·穆敏（Sinoplu Mumin）在吸纳阿拉伯和波斯医学成就的基础上，于1437年写出一本医学专著。奥尔图楚栽德（Altuncuzade）是著名的泌尿学专家。赫凯姆·雅库布（Hekim Yakup）和拉里（Lari）是穆拉德二世的御医，他们也为奥斯曼帝国医学的进步作出了较大贡献。在16世纪，附属清真寺的高级学校麦德莱斯强调学习医学和数学等科学知识，从而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医学的发展步伐。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医学家是阿海·艾哈迈德·切勒比（Ahi Ahmet Celebi，1436—1523年），他曾撰写一本关于肾脏和膀胱结石的医学著作，并利用家资在约40座村庄里设立医疗机构，赞助医生穆萨·查理努斯·伊斯瑞利（Musa Calinus ul-Israili）进行药学和医学研究。
  萨卜楚格鲁·赛睿费德丁
  印刷术的传播是奥斯曼帝国后期最具进步意义的文化成就。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渐渐向西传播。然而，就在基督教世界普遍采用活字印刷之时，奥斯曼苏丹巴叶济德二世担心印刷术会亵渎《古兰经》和阿拉伯字母，因此于1485年下诏禁止臣民开展印刷业务。几年后，西班牙基督徒大肆迫害和驱逐犹太人，迫使后者逃到中东地区。经犹太难民苦苦申请，同时鉴于保护文书和书法家的既得利益，奥斯曼帝国于16世纪初允许犹太人在首都及其他几座城市设立印刷所，但是只能印刷希伯来文字和欧洲文字，不得印刷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156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一家亚美尼亚文印刷所，1627年一所希腊文印刷所宣告成立，设立者均为基督徒，且严格执行上述禁令。因此，严禁印刷阿拉伯字母的诏命实际实施约有200年，严重影响奥斯曼帝国臣民识字率的提高和思想文化的交流。
  18世纪前期，奥斯曼帝国处于郁金香时代，法国文化、宫廷生活及科学技术在奥斯曼帝国颇受欢迎。在这种氛围中，经驻法大使伊尔密赛基兹·切勒比·穆罕默德（Celebi Mehmet）之子、曾经随父前往巴黎并醉心法国文化的穆罕默德·赛义德（Mehmet Sait）提议，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大维齐尔达玛特·易卜拉欣希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设立土耳其文印刷所。为此，他首先说服大穆夫提发布一道“菲特瓦”，准许印刷不涉及宗教领域的土耳其文书籍，即不得用阿拉伯字母印刷《古兰经》、经注、“圣训”、教法等书籍。继而沉醉于法国文化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于1727年7月5日下诏准许在首都设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但是不得印刷宗教领域的土耳其文书籍。在大维齐尔的支持下，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Ibrahim Muteferrika，1674—1745年）在首都开设了第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
  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后于1692年被奥斯曼人捕获为奴，继而改奉伊斯兰教，为奥斯曼帝国服务。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在家里设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在他去世之前共印刷17部著作，涉及历史、科学、军事等领域，前两部书只印1 000套，第三部书只印1 200套，最后15部著作只印500套。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编年史著作，侧重叙述史实，观点都很保守，以免激怒苏丹、宗教学者和其他大臣。这些著作包括：《帖木儿编年史》，苏海利·艾芬迪所撰塞里姆一世征服前后的埃及史，卡蒂普·切勒比的《大事年表》（截至1648年），穆斯塔法·奈玛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591—1660年），穆罕默德·拉希特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660—1722年），库楚克·切勒比·栽德·伊斯玛仪·亚辛·艾芬迪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722—1729年），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所撰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史，等等。
  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科学著作或地图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影响最大。它们主要包括马尔马拉海地图（1132—1720年）和黑海地图（1137—1724年），卡蒂普·切勒比（Katip ?elebi）的《世界地理》（Cihannama）和《土耳其海战史》（Gift of the Greats on Naval Expeditions），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所撰《西印度史——我们所知晓的新大陆》（Tarih al-Hind al-Garbial Musamma bi Hadis-I Nav），另外还有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编译的几本英文和拉丁文著作，除解释笛卡尔和伽利略等人的科学成就之外，着重介绍对奥斯曼海军至关重要的罗盘针。他的努力令人感佩，他的业绩引人瞩目。“米特费里卡的出版社促使奥斯曼人睁眼观察近代世界，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但是这种觉醒仍在继续，到这个世纪后期出版社出版了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奥斯曼的启蒙运动继续显现出来。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米特费里卡的工作也许是郁金香时代留下的最杰出的遗产”。[13]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24年，伊兹米特发行法文报纸。1831年，马哈茂德二世在首都开办首份土耳其文周报，公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此后政府对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到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 0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60种，语言类图书260种，历史类图书180种，小说类图书180种，政府公报140种，数学类图书80种，科学类图书80种，经济财政类图书20种。
  《世界地理》中的日本地图
  奥斯曼帝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印刷术领域可圈可点。然而，奥斯曼帝国上下长期以来极端鄙视欧洲，从而严重阻碍奥斯曼人从敌人那里汲取科技营养。17—18世纪，渐趋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仍旧鄙视同一时期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的这种态度部分源于宗教偏见，部分则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最大、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与基督教欧洲有关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都示以轻蔑和傲慢”。1756年，法国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盟，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将这一震惊欧洲的消息通报帝国政府，后者竟然表示他们对于“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毫无兴趣。迟至18世纪末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式微时期，奥斯曼人依然轻视已经崛起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还蔑称开辟新航路并发现新大陆富于冒险精神的西班牙人为懒虫，蔑称发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为杂种，蔑称建立海上贸易帝国的荷兰人为奶酪贩子，蔑称建立安立甘宗新教的英国人为无神论者，蔑称盛产启蒙思想家而且多才多艺的法国人没有信仰，蔑称建立路德宗新教的德国人为亵渎神灵的异教徒，蔑称通过改革已经强大的俄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里，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