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是匈牙利人，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家庭，后以奴隶的身份皈依伊斯兰教，进而在奥斯曼帝国步入仕途，追随大维齐尔达马特·易卜拉欣帕夏。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兼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文化背景，通晓西方语言，从政期间致力于向奥斯曼帝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统治艺术。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于1731年出版《民族秩序中的科学方法》，继而将笛卡尔和伽利略的科学著作翻译成土耳其文。进入19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政治思想逐渐传入奥斯曼帝国，开始挑战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奥斯曼帝国智力觉醒的序幕由此徐徐拉开。
  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强调统治者的权力和臣民的义务；统治者应当遵循公正的原则，所谓的仁政构成理想的政治模式；臣民理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至于臣民拥有的权利则无足轻重抑或无从谈起。阿拉伯语中曾有如下的格言：“如果哈里发为人公正，那是他的赏赐而你应该表示感谢。如果哈里发为人不公正，那是他的罪过而你应该保持耐心。”[2]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的自由在传统社会是相对于奴隶的法律概念，在现代社会则是与公民权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赋予自由一词以崭新的政治内涵，主权在民成为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自由主义成为反对人身依附之封建思想的理论工具，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成为民众向往的政治典范，而民族主义则成为巴尔干地区诸多基督教民族反抗苏丹统治和争取自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助长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继巴尔干地区基督教诸民族之后，阿拉伯世界也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印刷业，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巴叶济德二世当政期间来自西班牙的犹太移民在伊斯坦布尔和萨洛尼卡（Salonika）建立的印刷所。“印刷术似乎是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后，由西班牙的犹太难民带到中东地区”。[3]1551年访问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德尼克雷曾经在《土耳其游记》中写道：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不惜使基督教蒙受巨大损失而教给土耳其人许多有关军事的创造发明、战术和组织方法，包括制造大炮、步枪、火药、子弹以及其他武器，等等。同样，他们还给这个地区带去了过去所从来没有见过的印刷术，并用精美的字体印制出不同语言的书籍，如希腊、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字，甚至还有希伯来文字”。[4]
  1567年，来自维也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伊斯坦布尔创办亚美尼亚教派印刷所。162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了希腊人创办的印刷所。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印刷术的传播与火器的传播经历了不同的道路；火器的引进旨在用于圣战的实践，印刷术的引进则与异教思想的出现密切相关。因此，当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请求巴叶济德二世准许在土耳其建立印刷所时，巴叶济德二世告诫犹太人只能印刷希伯来文字和欧洲文字而不得印刷土耳其文字和阿拉伯文字。172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第一家穆斯林经营的土耳其文印刷所，印刷设备从西欧进口，雇佣犹太人和基督徒印刷工匠，主要印刷历史、地理和语言书籍。这家印刷所曾经于1742年一度倒闭，1784年重新开业。
  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24年，伊兹米特（Izmit）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31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第一份土耳其文周报，发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19世纪后期，苏丹政府对于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 0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60种，语言类图书260种，历史类图书180种，小说类图书180种，政府公报140种，科学类图书80种，数学类图书80种，经济和财政类图书20种。1840—1860年，英国记者威廉·丘吉尔创办了中东的第一份民间报纸，打破了官方的新闻垄断。
  奥斯曼帝国最早的报纸，是发行于1840年的《新闻报》，近似于官方的政府公报。1862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了第一种民间发行的报纸，具有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色彩，包含对于政府的温和批评，至19世纪60年代末趋于激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报纸和出版业成为传播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的载体和工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政期间，报纸种类增加，发行范围扩大。然而，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以及批评政府的内容受到明显的限制，传统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宣传以及科学和文化的内容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
  此外，19世纪30年代以前，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教育载体。兼设传统宗教课程和现代世俗课程的官办穆斯林学校始建于1839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现代教育的初露端倪。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令，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官办学校接受教育。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政期间，致力于发展现代教育，创办新式学校多达1万所。始建于1859年的文官学院，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成为奥斯曼帝国知识界的中心所在和滋生新思想的温床。伊斯坦布尔大学也称达尔·法农（Darülfünun），创办于1900年，是奥斯曼帝国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本土化的现代高等学府。另据1908年的官方统计，奥斯曼帝国共有师范学院31所，分布在首都和诸多省区。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战争部，后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校园  作者点评：
  西方世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冲击，不仅表现为战争的威胁，而且表现为贸易的扩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疑是农本社会和传统文明的物质根基。进入19世纪，西方世界的贸易扩张导致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货币关系的扩大、地租形态的转换、农作物结构的调整、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手工业的衰落、现代工业的兴起、蒸汽船和铁路的引入、西方现代政治思潮的传播，奥斯曼帝国传统文明的冰山开始出现溶化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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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82页。
  [2]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141页。
  [3] 路易斯：《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第12页。
  [4] Sha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1， p.235.
  
第十章 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到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一、巴尔干起义
  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的新政举措以及19世纪中叶的坦泽马特运动，始终围绕着完善中央集权的鲜明主题，旨在强化伊斯坦布尔的专制独裁和遏制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进而维持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诸多被征服民族的封建统治。在奥斯曼帝国之多元民族构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成为苏丹统治下的民众反抗专制独裁和争取自由民主的首要形式。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错综交织。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始终面临而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是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干预下帝国境内欧洲省区非穆斯林臣民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下的东南欧地区，包括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德内哥罗（黑山）、摩尔达维亚和瓦兰几亚，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万。
  1804年，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首开东南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先河。1806年，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Kara?or?e Petrovi?， 1768—1817年，通称卡拉乔尔杰）领导的塞尔维亚起义军击败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占贝尔格莱德，迫使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缔结和约。181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恢复在塞尔维亚的统治权力，实行高压政策。
  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
  1815年4月，塞尔维亚人再度起义，推举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 Obrenovi?，1780—1860年）为起义军首领，夺回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同年10月，在俄国政府的干预和斡旋下，苏丹被迫承认塞尔维亚人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享有自治的权力，允许塞尔维亚人拥有武装和自行征税。1817年，塞尔维亚召开国民议会，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当选塞尔维亚大公。
  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
  1821年，希腊人发动起义，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是希腊人起义的宗旨。起义首先在希腊半岛爆发，继而扩展到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和马其顿。英国著名诗人拜伦曾经于1823年作为志愿者奔赴希腊，解囊相助，帮助组建希腊舰队，1824年病逝于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