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反对共和人民党的诸多社会群体，成为支持民主党的主要政治力量。尽管如此，1946年7月的大选毕竟开辟了执政党与反对党角逐议会席位的先河，打破了长期以来共和人民党垄断议会席位的局面，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47年1月，民主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发表自由宪章，肯定凯末尔在实现民族独立和改造社会方面的历史功绩，宣布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在1920年民族宪章的基础上完成凯末尔的未竟事业。会议期间，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明确提出著名的三项要求，即修改选举法、总统与执政党主席职位分离、废除违背宪法和民主原则的相关法律条款。
  1947年7月，伊斯梅特宣布，承认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反对派政党与共和人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赋予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伊斯梅特声称：“在一个多党制的国家里，总统应该置身于政党政治之上，应该是一个无党派的国家元首，并且对于各个政党都负有同样的义务。”[2]随后，伊斯梅特与来自共和人民党的内阁政府总理雷杰普·佩克尔、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政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分离。一党制的政党制度由此彻底退出土耳其的历史舞台。
  1946年，共和人民党政府起草新的五年计划，沿袭凯末尔时代的原则，继续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提交大国民议会审议。民主党议员反对共和人民党的国家主义政策，要求限制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发展私人经济，少数民主党议员甚至将国家主义比作法西斯主义的残余。1947年1月，伊斯坦布尔商人成立商人联合会，批评国家主义阻碍经济进步，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纲领。1947年9月，雷杰普·佩克尔辞职，哈桑·萨卡（Hasan Saka，1885—1960年）出任内阁总理。同年11月，共和人民党政府修改新的五年计划，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争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和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公路建设，同时拒绝了民主党关于出售国有企业的要求。
  三、1950年大选
  1950年2月，迫于民主党的压力，共和人民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修改选举法。同年5月，土耳其举行新一届的大国民议会选举。1950年大国民议会选举的突出特点在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环境，首次实行选民的直接选举取代以往的间接选举，由司法机关取代行政机关监督选举程序，采用秘密投票和公开计票的原则。在全国总计890万选民中，795万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89%。大选结果是，民主党获得424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3.3%，共和人民党获得31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9.7%。民主党赢得了西部发达省份的多数选票，共和人民党的选票大都来自相对落后的东部省份。根据土耳其的选举制度，民主党获得大国民议会487个席位中的408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大国民议会的69个席位，1948年脱离民主党而另立门户的民族党获得大国民议会的1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大国民议会的9个席位。在同年秋季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民主党再次胜出。
  1950年民主党取代共和人民党而成为执政党的根本原因，在于诸多传统社会阶层与新兴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凯末尔时代，政府致力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现代化的改革举措局限于城市的范围，城乡差距明显，广大农民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凯末尔时代崛起的精英阶层。相比之下，民主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更多的支持者分布在广大的乡村，俨然是土耳其民众利益和诉求的象征。“农村豪门、农民、新兴商业阶级和旧宗教阶级，这些大概便是1950年支持民主党的最重要的分子”。[3]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多党制的议会选举，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吸引农民的支持成为诸多政党在大选中争夺选票的重要因素。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农民的政治化和乡村社会的广泛政治参与，无疑是民主党在1950年大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
  1950年大选后，伊斯梅特结束了长达14年的总理生涯和长达12年的总统生涯，共和人民党失去执政党的地位而成为大国民议会中占据少数席位的反对党。凯拉勒·拜亚尔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并辞去民主党主席的职务，拉菲克·科拉尔坦当选议长，阿德南·门德列斯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出任内阁总理。
  凯拉勒·拜亚尔
  自1876年至1950年，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先后经历14次议会选举，其中只有第二次宪政革命期间即青年土耳其党时代的1908年、1912年和1919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1950年5次选举出现多党竞选的局面，只有1950年的选举出现执政党向在野党移交权力的政治变动。“1950年的选举结果颇具戏剧性。作为共和国创立者的政党在选举中落败，反对党却以83.8%的选票获得选举的胜利”。[4]
  1950年的议会选举，可谓土耳其现代政治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深刻变革和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从1946年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到1950年议会选举的民主化，在短短的4年时间中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领域的历史性转变，在发展中国家堪称绝无仅有。凯末尔于1919年首次提出的“真正的自下而上的结构”的政治实践，由此拉开历史的帷幕。不同政党之间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成为此后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官方政治与民间政治趋于一致，民众的选择成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
  作者点评：
  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主权国家的建立到民主化的长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广泛实践，可谓贯穿土耳其共和国成长历程的鲜明主题。凯末尔时代的威权政治，无疑是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的历史产物和逻辑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权政治的终结、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和议会选举的民主化，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之间通过1950年的议会选举实现执政地位的转换和执政权力的和平移交，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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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hmad， F.， 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 London 1977， p.9.
  [2] Ozbudun， E.，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Boulder 2000， pp.16-17.
  [3]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34页。
  [4] Sayari， S.，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Boulder 2002， p.2.
  
第十四章 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探索
  一、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的执政历程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普选制的完善与多党制的广泛实践，总统权力逐渐削弱，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舞台。1950年大选之后的大国民议会，其人员构成与凯末尔时代存在明显的区别。新议会的成员更加年轻，与所在的选区联系更加密切；更多的议员不再具有官僚和军人的政治背景，因而更加富于民间色彩和非政府倾向。另一方面，国家、政党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政府机构与共和人民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重合的状态，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共和人民党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传统模式遭到否定，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逐渐分离。
  民主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可谓民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民主政治的象征。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安卡拉的宗教界人士曾经表示：“感谢安拉让我们从共和人民党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民主党议员也公开宣称：“凯末尔是象征独立的总统，伊诺努是象征独裁的总统，而拜亚尔则是象征自由的总统。”[1]民主党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阿德南·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内阁被视作代表民众意志的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
  然而，民主党在取代共和人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排斥政治异己的专制倾向逐渐显现，其对于共和人民党的限制程度甚至超过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对于民主党的限制程度。1950年的议会选举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重要分水岭。然而，民主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在诸多方面仍有待成熟，甚至出现了逆向的变化。不可将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权力角逐简单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抑或历史条件下，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中，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