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由于逊尼派是土耳其穆斯林的主要派别，随着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伊斯兰运动的高涨，具有什叶派色彩的拜克塔什教团逐渐被边缘化，在中右翼政党主导的政治舞台，成为诸多左翼政党争取的对象。
  麦乌拉维教团是13世纪著名神秘主义诗人麦乌拉纳·贾拉伦丁·鲁米（Mevlana Celaleddin Mehmed Rumi，1207—1273年）在安纳托利亚创建的苏非教团，科尼亚是麦乌拉维教团的中心所在。麦乌拉纳·贾拉伦丁·鲁米被其追随者称为毛拉，该教团故而得名。旋转舞是麦乌拉维教团最具特色的宗教仪式，麦乌拉维教团的成员因此被称作“舞蹈的苦行僧”。奥斯曼帝国时期，麦乌拉维教团的道堂遍布帝国各地，宗教政治影响十分广泛。
  麦乌拉纳·贾拉伦丁·鲁米教导弟子
  土耳其最具影响力的教团，是纳格什班迪教团（Nageshibande）。该教团系塔吉克人穆罕默德·白拉丁于14世纪创建于中亚的布哈拉，15世纪传入安纳托利亚。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标志性修炼方式，是在胸前划线以示净化心灵，穆罕默德·白拉丁则被其追随者称作纳格什班德，意为画家，该教团故而得名。纳格什班迪教团是典型的逊尼派教团，明显区别于具有什叶派浓厚色彩的拜克塔什教团，以积极入世、关注现实、参与社会和干预政治而著称。纳格什班迪教团于1925年因涉嫌参与库尔德人叛乱而遭到取缔，20世纪50年代逐渐取得合法地位。纳格什班迪教团长老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于1958—1980年任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坎德尔帕夏清真寺伊玛目，与包括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Sunalper）在内的土耳其政坛精英来往密切，长期支持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致力于伊斯兰教育的发展，伊斯坎德尔帕夏清真寺则成为纳格什班迪教团的重要据点。1980年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死后，纳格什班迪教团转向支持祖国党和繁荣党。纳格什班迪教团具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重建伊斯兰教的政权，抵制西方影响，被土耳其世俗界视为最具颠覆形象的苏非教团。
  努尔朱教团（Nurcus）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重要分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尊奉库尔德学者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1878—1960年）作为教团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强调神秘主义的信仰方式，捍卫伊斯兰文化，反对世俗主义的国家体制，主张以《古兰经》作为宪法和回归教法治理下的社会秩序。赛义德·努尔西一生历经奥斯曼帝国、凯末尔时代和多党制民主化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支持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继而因反对世俗主义改革与凯末尔政权分道扬镳，多次被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以反对世俗主义的罪名判处监禁，而政府的迫害无疑扩大了赛义德·努尔西的影响，提高了赛义德·努尔西的声望。赛义德·努尔西强调《古兰经》与现代科学的一致性和非矛盾性，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而重新解读《古兰经》，不可拘泥于传统的诠释，致力于非暴力的政治参与，倡导不同信仰和不同教派之间的宗教宽容，呼吁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文明对话。
  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发布特赦令，释放赛义德·努尔西。获释后的赛义德·努尔西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在1954年大选期间为民主党争取选票。努尔朱教团于20世纪50年代支持民主党，20世纪60—70年代支持正义党和救国党，80—90年代支持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努尔朱教团大约包括10个分支，持不同的宗教和政治倾向，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分支是法特胡拉·葛兰的追随者。葛兰1941年出生于东部埃尔津詹省的克鲁库克村，1958年任职于埃迪尔内清真寺，1962年任职于伊兹密尔清真寺，1971年因从事非法的宗教宣传被判处7个月监禁，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拥有众多追随者的精神领袖。90年代初，葛兰的追随者控制着遍布全国的公司、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学校、媒体，人数约为50万—100万。
  苏莱曼哲教团也属于纳格什班迪教团的分支，由苏莱曼·希勒米·图纳罕（1888—1959年）创立，反对凯末尔主义、世俗化和共和制，具有明显的极端倾向，支持正义党和祖国党。
  与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苏非教团相比，具有合法地位的伊斯兰政党普遍表现为温和的政治倾向，承认现存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崇尚伊斯兰教的治国方略和伊斯兰文化的普世原则。多党制时代第一个伊斯兰政党是伊斯兰民主党（Islamic Democratic Party），始建于1951年年初，创始人是切弗特·里法特·阿提尔罕，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6个月后遭到取缔。
  民族行动党（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者是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宣传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思想，谴责凯末尔的世俗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叶，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抗争构成正义党与共和人民党角逐政坛的重要内容。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政治实践，标志着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长足发展呈同步的趋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包括诸多传统社会势力和新兴社会群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而产生发展的。它在不发达地区捍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在较发达地区则代表了受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消极影响而出现的个人或群体的抗议运动”。[13]土耳其早期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主要代表“安纳托利亚那些在以伊斯坦布尔作为据点的现代部门的冲击下寻求保护的店主、手工业者以及小商人”的利益和要求。[14]相比之下，“繁荣党诉诸社会福利、社会公正和政治自由……进而试图接近政府职员和工人，以便在将来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支持者”。[15]然而，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和诸多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人大都缺乏宗教的身世，而是出自世俗的阶层，具有中产阶级的社会背景，普遍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以1973年大选中的救国党为例，参与竞选议会席位的450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33.7%，公职人员占19.2%，工商界人士占21.2%，而教职人员仅占2.8%；当选议员的48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55.8%，公职人员占20.7%，工商界人士占10.4%，而教职人员仅占12.4%。如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组织强调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致力于慈善互助事业和社会救济活动，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政治不同于伊朗，缺乏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和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无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苏非教团还是伊斯兰政党皆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否定世俗政治的广泛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
  不同于赛义德·库特卜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政党无意建立伊斯兰教法至上抑或教法学家统治下的神权政体。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雷赛普·埃尔多安均强调建立幸福的社会作为其最终目标，而完善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制是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诸多伊斯兰政党在经济方面强调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伊斯兰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倡导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正分配秩序。诸多伊斯兰政党指责世俗政党使土耳其在政治上成为西方的仆从国，在经济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与形形色色的世俗政党相比，诸多伊斯兰政党不仅表现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更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诸多伊斯兰政党的社会基础，在于弱势和边缘的社会群体。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所谓激进性，根源于其社会基础的边缘性。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消长，体现了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尖锐对立。
  有学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拥护还是反对土耳其革命所确立的政教分离、世俗主义原则，事实上已成为区分进步与保守的重要标志”。也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是世俗政权之“容忍乃至鼓励的结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奥斯曼帝国时代教俗合一的政治模式，到凯末尔时代世俗政治的一元倾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抗争，构成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从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到伊斯兰政治的复兴，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基本线索。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所谓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滥觞，其实质并非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社会秩序和重建早期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而是民众借助于宗教的形式质疑官方政策和挑战现存政治秩序。20世纪70年代世俗政治的危机，导致80年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宗教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