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80年代宗教势力的泛滥以及非世俗化的潮流，则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呈同步的趋势。换言之，世俗主义垄断地位的不复存在和宗教势力的扩大，成为政治多元化的产物和体现。由于世俗主义的膨胀与凯末尔时代的极权政治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作为多党制政治实践的伴随现象和政治自由化的逻辑结果，构成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的外在形式。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趋于高涨，伊斯兰主义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要素和政治力量。世俗政党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权力角逐，集中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治生活多元化与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历史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突出特征在于明显的温和色彩，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政治纲领。相反，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党政治与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然而，土耳其的宗教反对派之所以“采取温和的低姿态的方式，强调在不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其原因并非“所面对的是一个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对比悬殊”和“善于伪装”。历史经验充分表明，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伊朗巴列维国王时期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无疑是导致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之间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根源所在。相比之下，土耳其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决定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政治的议会形式与温和倾向。
  作者点评：
  政党政治与民主化进程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实现政治参与和表达政治诉求的合法渠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和议会选举的民主化颠覆了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的威权体制，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由此进入民主化艰难探索的历史阶段。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排斥异己，形成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20世纪60—70年代，政党政治表现出破碎化和多元化的明显趋势，诸多政党分享议会席位，多党联合组阁成为常态化的政府形式。军方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在多党制议会选举和民主化艰难探索的历史条件下扮演着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政局稳定的重要角色。在此期间，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预示着世纪之交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激烈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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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eyikdagi， M. Y.，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1984， p.74.
  [2]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67页。
  [3]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76—479页。
  [4] Schick， I. C. ＆ Tonak， E. A.， Turkey in Transition， Oxford 1987， p.130.
  [5] 研究者通常按照土耳其共和国1924年宪法、1961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颁布，将1923—1960年称作第一共和国时期，1961—1981年称作第二共和国时期，1982年以后称作第三共和国时期。
  [6] Hale， W.，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Army， London 1994， pp.184-185.
  [7] Geyikdag， M. Y.， Politial Parties in Turkey， p.98.
  [8]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9] Schick， I. C. ＆ Tonak， E. A.， Turkey in Transition， p.229.
  [10]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11] Rubin， B.，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London 2002， p.27.
  [12] Balkan， N.，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lass， 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 New York 2002， p.107.
  [13] Toprak， B.，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Leiden 1981， pp.118-119.
  [14] Ahmed， F.，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1993， p.161.
  [15] Heper， M. ＆ Evin， A.， State， 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 Turkey in the 1980"s， New York 1988， p.129.
  
第十五章 民主制框架下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
  一、1980年军事政变与1982年宪法
  第二共和国阶段，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在于长期以多党联合政府作为施政主体，20世纪60年代相继经历4届多党联合政府，70年代则始终延续联合政府执政的政治局面，内阁更迭频繁，政治局势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共和人民党尽管在1973年和1977年大选中连续胜出，成为大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却无法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议会多数席位。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增长率，1975年为8%，1976年下降为7.7%，1977年下降为4%，1978年下降为3%，1979年下降为负0.3%，1980年下降为负0.7%。1977年，失业率为15%；1980年，失业率上升为20%。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1976年为16%，1977年为24%，1978年为44%，1979年为60%。1980年，安卡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0%。政府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试图控制物价，引发黑市交易泛滥。
  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局势的动荡，来自左翼和右翼激进组织的政治暴力呈上升趋势，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泛滥。1977年，230人死于政治暴力。1978—1979年，2 5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1—8月，2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另据资料统计，1975—1980年，超过5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夏，政治暴力事件日均超过20起。1980年9月，49个激进左翼组织卷入政治暴力活动。1978年，安卡拉大学的学生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calan，1948— ）创建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PKK），试图在土耳其东南部建立社会主义的库尔德人国家，由此形成了新的政治暴力漩涡。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领导的文官政府既无力扭转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也在日益蔓延的政治暴力面前束手无策，整个社会濒临失控状态的边缘。
  经济形势的恶化无疑是政治暴力泛滥的根源，而政治暴力的泛滥则导致军方的政治介入。1979年夏，军方开始筹划接管政府。同年12月，军方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决定向文官政府递交最后通牒。1980年9月，军方继1960年和1971年两次军事政变之后第三次接管国家政权，解散大国民议会和内阁政府，取缔政党，解散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和“民族主义者工会联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正义党主席德米雷尔和共和人民党主席埃切维特以及诸多政府要员遭到军方软禁，救国党主席埃尔巴坎被指控危害世俗主义原则，民族行动党主席图尔克斯则被指控煽动内战，约240名政治家被剥夺5—10年的从政权利。军方指控诸多政党试图分裂国家和制造纠纷，指控工会组织煽动政治性罢工活动和破坏经济秩序。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诞生以来首次出现排斥政党的政治局面，大学和新闻媒体受到军方的严格监控，学生和教师被禁止参加政治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多家杂志和报纸遭到查封。随后，总参谋长科南·埃夫伦（Kenan Evren，1917— ）出任国家元首，军人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军方任命27人组成新内阁，负责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政策，退役将领布伦特·乌鲁苏（Bülend Ulusu，1923— ）出任内阁总理，组成非政党性的技术官僚和学者型政府。军方主导的国家机构沿袭苏莱曼·德米雷尔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致力于政治秩序的重建，强化控制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禁止工人罢工，排斥和遏制左翼政治派别和极端右翼势力民族行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