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1927年，土耳其政府制定工业发展法，对采用机械动力和雇用工人超过5人的国内工业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由政府免费提供10公顷的工业用地，免征机器和建筑材料的进口税，政府机构必须优先购买国产工业品。工业发展法的颁布，明显促进了制糖业、纺织业和水泥制造业的增长速度。1929年，《洛桑条约》期满，土耳其政府立即制定新的关税政策，征收40%的进口税，旨在限制国外工业品进口，发展进口替代的现代工业。1924—1929年，水泥年产量从2.4万吨增至7.3万吨，煤炭年产量从70万吨增至99万吨。1927—1930年，糖产量从5 000吨增至近10万吨。然而，1924—1930年，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相比之下，同期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6%，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依然明显落后于农业生产。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工业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并非由于政府的投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30—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1923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9.8%，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8%，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1.7%。194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2.3%，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1935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1.8%，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8.2%。以上数字表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明显加速了土耳其工业化的进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34—1938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0个工业项目，主要涉及轻工业领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开塞利纺织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9—1943年），黑海沿岸的宗古尔达克和卡拉比克成为最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至1946年，糖的年产量达到10万吨，水泥的年产量达到32.5万吨，棉纱的年产量达到2.8万吨，纸张的年产量达到1.5万吨，煤炭的年产量达到31万吨，发电厂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1924—1946年，铁路从4 086公里增至7 585公里，其中，1924—1929年新建铁路783公里，1929—1939年新建铁路2 455公里。1927—1946年，铁路货运能力从91.9万吨增至810万吨。1927—1940年，公路从22 000公里增至41 000公里。1929—1939年，农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5.1%，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达到11.1%。
  伊斯坦布尔锡尔凯吉火车站——昔日东方快车的东部终点站  大型现代企业与传统小手工业生产的长期并存，构成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直到30年代末期，传统的小手工业依然占制造业产值的60%，占制造业劳动力的80%。传统的小手工业基本上属于非国有经济成分，而大型现代企业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建设。20世纪30年代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主义的典型阶段，然而国有经济的广泛发展并未导致私人经济的普遍衰落。1933—1939年，经济领域的私人投资占50%—65%，投资比例超过政府投资。使用机器和受益于工业发展法的大型私人企业，1932年为1 473家，1939年为1 144家，1941年为1 052家，虽然在数量上呈下降的趋势，但是产值和规模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39年，非国有企业生产棉纺织品的65%、毛纺织品的40%、制革业产品的38%和水泥的45%，而国有企业则几乎垄断人造丝绸、纸张、钢铁和化工产品的制造。
  四、农业的发展与土地改革的初步举措
  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土地和农民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广泛存在的小所有制和小农经济，构成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重要历史遗产。另一方面，自19世纪开始，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和商业资本的侵蚀不断瓦解着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经济秩序，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逐渐削弱，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随之启动。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沿海地区非农业经济活动的发展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欧洲诸国工业化进程中对于农产品的广泛需要，构成安纳托利亚农业生产市场化的重要诱因。伊斯坦布尔周围的马尔马拉海沿岸、伊兹密尔周围的爱琴海沿岸、梅尔辛周围的东地中海沿岸以及安纳托利亚铁路沿线地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尤为发达。根据奥斯曼帝国于1910年发布的官方统计数字，在沿海的阿达纳、艾丁、哈尔普特和伊兹密尔4个省，超过1/5的耕地播种经济作物，构成主要的农作物出口地区。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战乱频仍，人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政治局势趋于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农业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地产之非转让性的法律规定导致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家庭构成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二是农业生产在安纳托利亚长期表现为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城市化和国际化是推动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因素，市场化的程度取决于是否靠近都市和港口以及是否具备便利的交通。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鼓励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是废除什一税，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减少近1/3，而农民境况因此得到了改善。1924年，土耳其政府设立农业部，增加农业投入，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引进农业机械，补贴进口拖拉机约2 000台，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作面积，改良农作物品种，引进茶和甜菜等新作物，规范土地租佃关系。农业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1924年为1 700万里拉，1930年增至3 600万里拉。1929年，政府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体系，下设570余家农村信用合作社，旨在满足乡村农业的信贷需要。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修建公路和铁路，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便利的条件。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是农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政府的鼓励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耕地所占的比例从1917年的4.86%增至1924年的10.2%，至1940年上升为12.25%。1923—1929年，农作物产量增长115%，包括马铃薯、甜菜、棉花、烟草和干果在内的经济作物增长幅度尤为明显。其中，棉花年产值从1914年到1924年增长18%，1927年再度增长15%，烟草年产值1927年达到7 000万公斤，伊兹密尔周边的无花果产量从1923年的2 050万公斤增至1928年的3 200万公斤。1923—1929年，农产品的年均出口率为20%；1927年，土耳其的棉花出口率达到41%，烟草出口率达到62%，葡萄干的出口率达到40%，榛子的出口率达到75%。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农产品市场急剧萎缩，对土耳其农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土耳其5项主要出口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棉花下跌48%，榛子下跌73%，无花果下跌52%，葡萄干下跌43%，烟草下跌50%。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实行国家主义和进口替代型经济政策（ISI），导致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改变，经济作物逐渐让位于粮食作物。1934—1941年，谷物种植面积从655万公顷增至820万公顷，蔬菜种植面积从41万公顷增至43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从25万公顷增至33万公顷，马铃薯种植面积从5.5万公顷增至7.3万公顷。1927—1940年，小麦产量增长205%，大麦产量增长260%，玉米产量增长482%。随着锡瓦斯—萨姆森（Sivas-Samson）铁路的开通，埃尔祖鲁姆省的谷物产量从1934年的78 000吨增至1938年的372 000吨，卡尔斯省的谷物产量从1934年的67 000吨增至1938年的264 000吨。政府向农民支付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鼓励农民种植谷物。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粮食的20%需要依靠进口。土耳其自20世纪30年代初停止从国外进口粮食，30年代后期甚至开始出口粮食。
  土地改革是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土耳其共和国也不例外。土耳其政府声称：农民是国家的主人，进而以农民的保护者自居。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强调：“首先，必须使我国不再存在没有土地的农民。比这更要紧的是制定一项法令，阻止土地的兼并，使土地的大小足以养活农民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