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有必要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地区内人口的密集程度对土地拥有的数量实行限制。”[2]凯末尔时代的土地改革，主要是有偿分配国有土地和移民过程中出现的无主土地，涉及范围相对有限。1924年，政府向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农业移民出售国有土地100万公顷。1927—1929年，政府向无地农民分配国有土地73万公顷。1934—1938年，政府向无地农民分配国有土地150万公顷。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数字，地产超过500公顷的大地产主418户，占农户总数的0.02%，占有耕地64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的3.7%；地产50—500公顷的中等地产主5 764户，占农户总数的0.23%，占有耕地1 72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的9.96%；地产不足50公顷的农民24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75%，占有耕地1.49亿公顷，占全部耕地的86.34%。大地产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行传统的分成制和分散经营的大地产，主要分布在东部内陆的落后地区；另一种是商业化经营和出口型的大地产，主要分布在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仍有300万农户缺乏足够的土地，按照分成制的传统方式租种土地。
  凯末尔主义的广泛实践，导致土耳其的城市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变化，官员、知识分子和企业主阶层逐渐成为新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然而，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现代化实践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惠及乡村的改革举措甚少。以现代化重要内容之一的电气化为例：1923—1943年，发电量增长10倍，然而电力供应仅仅覆盖城市地区；直到1953年，在全国约4万个村落中，通电的村落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凯末尔时代，政府直接控制乡村和农民；宪兵和税吏遍布各地，成为农民憎恨的对象。约占总人口80%的乡村农民，生活境况以及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依旧沿袭传统的习俗。在土耳其乡村，传统宗教服饰原本并不多见，妇女头戴面纱也不流行，识文断字者则寥若晨星，凯末尔主义世俗化改革的诸多举措对于乡村生活并无明显影响。凯末尔时代颁布的新法律禁止一夫多妻制，然而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土耳其乡村屡见不鲜。20世纪30年代，政府试图在乡村推广世俗教育。然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全部4万个自然村中，只有5 000个自然村建立世俗学校。新建的世俗学校大都规模较小，往往是每所学校只有一名教师。
  作者点评：
  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经济层面普遍表现为交换关系的扩大、流通领域的活跃、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变、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可谓劫后余生，百废待兴。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致力于在国民经济民族化和混合所有制结构的框架下实施从温和到激进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民族主义逻辑延伸的国家主义和自上而下政府干预的相关举措提供了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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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2]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14页。
  
第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一、农业的进步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长期奉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强调工业优先的经济战略，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政策逐渐由国家主义转变为自由主义，强调农业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通过政府购销而保持农产品的较高价格。20世纪50年代可谓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农业革命阶段，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民主党政府的相关政策，诸如增加农业的信贷投资、政府对于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推广农业机械和鼓励开垦荒地，提供了土耳其农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农业银行以及各种信贷机构提供的农业贷款，1950年为8.1亿里拉，1955年增至28.6亿里拉，1960年达到47.6亿里拉。1950—1959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增长近一倍。农业领域的公共建设投资在全部公共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例，1950年为15.4%，1959年增至27.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农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土耳其的耕地面积（包括播种地和休耕地），1948年为1 390万公顷，1956年增至2 245万公顷，1959年达到2 294万公顷。20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耕地面积共计增加930万公顷，增长幅度达到67%。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土地利用形式出现明显的变化。1950—1960年，农田所占全国土地的比例从18.7%上升至29.9%，牧场所占全国土地的比例则从48.7%下降至36.9%。
  耕地面积扩大的直接原因，是拖拉机的推广使用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凯末尔时代，农民主要使用包括木犁和铁犁在内的传统农具耕种土地，耕作效率低下，农作物产量增长缓慢。1927年，21.1万农户使用铁犁，118.7万农户使用木犁。1936年，土耳其全国仅有拖拉机961台。1948年，土耳其全国仅有拖拉机1 756台，播种机6 171台，联合收割机1 291台。1949年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是土耳其共和国农业生产机械化的重要起点。政府提供专项贷款，负责操作培训，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创造了条件。
  自20世纪50年代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拖拉机无疑是首要的农业机械，农业机械投资的75%由于购置拖拉机，拖拉机的数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52年为31 415台，1954年为37 743台，1956年为43 727台，1958年为42 527台，1960年为42 136台，1970年为105 865台，1980年为435 000台，1990年为692 454台，1997年达到775 442台。1955年，播种机为16 600台，联合收割机为8 600台。1960年，播种机为38 270台，联合收割机为11 130台。1965年，播种机为47 880台，联合收割机为15 340台。1977年，播种机增加到14万台，联合收割机增加到2万台。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直接表现为机耕面积的增加。1948年，耕地总面积为1 39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仅10万公顷，机耕面积不足耕地总面积的1%。1950年，耕地总面积为1 45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1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1960年，耕地总面积为2 33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3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4%。1970年，耕地总面积为2 43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79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3%。1972年，耕地总面积为2 51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1 0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0%。
  化学化和水利化也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相比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机械化，进入20世纪60年代，化学化和水利化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首要手段。在化学化方面，1950年，农药投入量为950吨，化肥投入量为4.2万吨，施肥面积仅占全部播种面积的0.04%。1960年，农药投入量为2.3万吨，化肥投入量为10.7万吨，施肥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0.07%。至1975年，农药投入量达到6.2万吨，化肥投入量为370万吨，施肥面积在全部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4%。在水利化方面，1950年，农田灌溉面积为8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0.6%。1960年，农田灌溉面积为118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5.1%。至1975年，农田灌溉面积为223万公顷，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达到9.5%。1990年，农田灌溉面积增至390万公顷。1997年，农田灌溉面积达到456万公顷。
  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农作物产量的明显提高。1955年以前，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长期徘徊于1.5%。1955—1960年，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增至3.9%。1960—1965年，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5%。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448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860万公顷，1990年达到942万公顷，小麦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387万吨增至1970年的1 008万吨，1990年达到2 000万吨。大麦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190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259公顷，1990年达到332万公顷，大麦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205万吨增至1970年的325万吨，1990年达到73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