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1950—1960年，城市人口从524万人增长到886万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5%上升为32%。1970—1980年，城市人口从1 369万人增长到1 965万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8.5%上升为44%。至1997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65%。
  1950—1975年，土耳其人口年均增长率2.7%。其间，尽管乡村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40%，然而乡村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1.3%，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6%，其中规模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人口年均增长7.4%。大量乡村人口移入城市，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乡村人口增长速度的直接原因。据统计，1970年，超过60%的城市人口，其出生地系其他省份，属于外来移民。移入城市的乡村人口，主要来自无地或少地的农民。1950年以前，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1950年以后，移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大都转化为城市常住居民。
  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突出表现，是城市规模的扩大。20世纪20年代，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只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20世纪40年代，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也只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另有人口5万—10万人的城市6个，人口2.5万—5万人的城市21个。1955年，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增至6个，人口5万—10万人的城市增至11个，人口2.5万—5万人的城市增至26个。1960年，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增至9个，人口5万—10万人的城市增至18个，人口2.5万—5万人的城市增至30个。1940年，城市的平均规模为3.3万人；1975年，城市的平均规模达到5.7万人。1950—1980年，规模超过10万人的城市增至29座；1980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36%，其余规模超过10万人的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27%。安卡拉的人口由1950年的29万人增至1970年的124万人，1990年达到256万人。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由1950年的98万人增至1970年的214万人，1990年达到622万人。伊兹密尔的人口由1950年的23万人增至1970年的52万人，1990年达到176万人。阿达纳的人口由1950年的12万人增至1970年的35万人，1990年达到92万人。1997年，人口超过50万人的城市达到10个，其中伊斯坦布尔900万人，安卡拉360万人，伊兹密尔310万人，布尔萨190万人，阿达纳160万人。土耳其的大城市主要分布于经济发达的色雷斯、马尔马拉海沿岸、爱琴海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土耳其的人口分布自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高原内陆农业地区向西部工业地区及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阿达纳诸多大城市的人口移动。相比之下，黑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及东南部的贫困地区没有人口超过20万人的城市，16个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人口在10万—20万人之间。
  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街道
  作为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长足进步的历史结果，城市化导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塑造着崭新的社会阶层。一方面，现代产业工人逐渐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另一方面，乡村移民居住的棚户区逐年扩大，城市贫困人口急剧膨胀。195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5万户，居住人口约25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4.7%。196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24万户，居住人口约120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6.7%。197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60万户，居住人口约300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3.6%。198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115万户，居住人口约575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6.1%。199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175万户，居住人口约875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33.9%。以上数字表明，20世纪50年代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而20世纪80年代，城市周边的棚户区数量、居住人口数量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随着城市周边棚户区的逐年扩大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的贫富对立日趋凸显，加之传统秩序的崩坏导致从乡村移入城市的下层民众处于无助的状态以及严重的失业现象，提供了激进势力和极端倾向滋生的土壤。
  作者点评：
  现代化进程可谓土耳其共和国90年历史的主线，而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秩序的变动与政治的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关联性。从国家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消长、私人经济的活跃、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政治领域民主化的长足进步表现为同步的趋势。现代化进程中威权政治的膨胀无疑是导致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土耳其共和国自1950年以来常态化的多党制议会选举提供了乡村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乡村民众的相关权益得以在体制层面受到保障，城乡差距得以缩小。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堪称土耳其共和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内向型和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逐渐转化为外向型和国际化的经济模式。回首90年前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的经济残局，今日的土耳其共和国已经步入了国际社会20强经济体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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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500—501页。
  
第十九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成就
  一、传统与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的主题
  传统与现代，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生活的首要主题。
  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航路开辟以来，人类逐渐从相对隔绝走向普遍交往，世界经济也由分散发展转为一体联动。然而人类的普遍交往颇具非平等性，世界经济的一体联动也呈现不平衡性。西方基督教世界逐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经受数个世纪的思想启蒙，科技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掀起对外扩张的社会浪潮，开始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现代化逐渐启动并渐次深入。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长期墨守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准则、经济活动、军事组织和保守思想，在与西欧国家的激烈竞争中不幸落伍，长期蒙受军事失败、领土萎缩、主权沦丧等历史屈辱。尤其严重的是，因邻近西欧这一现代化策源地，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中东地区较早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沦为基督教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农业剩余和社会财富开始大量外流，思想文化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然而，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艰难启动与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的长期延续，也为不争的事实。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进步观或发展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持续发展。早期现代化理论或狭义现代化理论，又称经典现代化理论或传统现代化理论，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弗兰克·萨顿、列维、布莱克、拉斯托、亨廷顿、丹尼尔·勒纳、沃德等现代化理论家或明或暗地提出，现代化具有以下九大特征。1．革命性：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根本不同，所以现代化是一种根本性转变。2．复杂性：现代化涉及人类思想与行为的方方面面。3．系统性：现代化诸多要素之间相互联系。4．全球性：现代化缘起西欧，并随着欧洲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而扩展至其他地区，当前社会要么是传统社会，要么是现代化和现代社会。5．长期性：现代化因具有革命性而带有长期性。6．阶段性：现代化固然从传统社会阶段开始，到现代社会阶段结束，但是在这一长期性的过渡过程中又分为若干阶段；各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许有所不同，但是一般而言都要经历大致相同的几个阶段。7．同质化：传统社会各不相同，但是现代社会却大体相似。8．不可逆：现代化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方面也许会出现挫折和倒退，但是从整体上看其趋势是上升向前的。9．进步性：现代化会引发巨大阵痛，但是从长远来看能够带来福祉。
  但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具有时代局限性，而且本身存在逻辑缺陷，因此许多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开始批判传统现代化理论，修正主义现代化理论随之出现。修正主义现代化理论家包括约瑟夫·古斯菲尔德、米尔顿·辛格、莱因哈德·本迪克斯、劳埃德·鲁道夫、苏珊娜·鲁道夫、S. N.埃森斯塔特、F. C.希斯塔尔曼等人。这些学者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现代性和传统性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和适用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现代化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现代性和传统性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和适用性。首先，就现代性和传统性两者关系而言，它们并非对应概念。现代性的含义相对明确，但是传统性是一个“剩余概念”，含义过于模糊，从而抹杀“传统性”内部的诸多差异。实际上，现代性和传统性内部存在诸多差异，而且有时这种差异甚至还大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