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经过语言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现代土耳其语中的外来借词比重降到28%，纯土耳其语词上升到72%。根据通杰尔·吾恰罗尔（Tuneer uearol）对词典中的词汇所作统计：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纯土耳其语词占38%，外来借词占62%。到20世纪70年代，外来借词降为37%，纯土耳其语词上升为63%。根据卡米列·伊蔑尔（Kamile Imer）对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用语进行的统计：1931年即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成立前一年，纯土耳其语词为35%，外来词占65%；纯土耳其语词在1933年即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成立一年后上升到44%，1936—1941年进一步升至48%，1946年增至57%，1965年升至60.5%，到1977年升至66.5%。其中自始至终支持语言改革的一家报纸，在1977年新闻报道中所用纯土耳其语词的比率高达75.5%，到1982年12月这家报纸使用的纯土耳其语词上升到81%（同期反对语言改革的一家报纸所使用的纯土耳其语词为72%）。
  不过，现代土耳其语在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的同时，却在吸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词汇。根据土耳其语言协会常务会员、安卡拉大学史地文学院突厥语言文学系主任伊斯玛依·云维尔（Ismail Unver）对土耳其语中的西方语言借词所作统计：1928年“语言委员会”为推行新文字而编纂的《正字法词典》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为120个；1959年土耳其语言协会编纂的《土耳其语词典》（第三版）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为320个，该词典1988年新版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增为513个。[4]新土耳其语吸收英文和法文词汇，创造出dizel（柴油机）、frak（双排扣常礼服）、gol（足球，即英式足球）、gazoz（苏打，源自法语柠檬汽limonade gaseuse）、kuvafur（理发师coiffeur）、kovboy（牛仔）和taksi（出租车）等全新词汇。
  伯纳德·路易斯这样评价凯末尔的语言文字改革：“一方面是关死过去的门，同时又打开了一道通往未来的门。”“土耳其从此便同自己的过去及东方最后决裂，并且终于使自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一分子了”。[5]
  三、教育改革
  传统伊斯兰教重视求知，《圣训》提及：“学者的墨迹比殉道者的血迹更加高贵”，“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宗教教育则是穆斯林接受传统教育的基本形式，《圣训》规定：“进入清真寺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穆斯林自幼学习《古兰经》、伊斯兰教常识和阿拉伯语法，清真寺是穆斯林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麦克台卜（maktab，阿拉伯语中意为书写的场所）和麦德莱塞（madrasah，阿拉伯语中意为研究的场所）特指附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学校，课程包括圣训学、教义学、伊斯兰教法和文学。奥斯曼帝国时期，官方宗教教育体制趋于成熟。麦克台卜特指宗教小学，构成初等学校的基本形式，遍布奥斯曼帝国城乡，面向大众教授《古兰经》的诵读、伊斯兰教常识和宗教道德。麦德莱赛是经学院，主要分布于大中城市，讲授阿拉伯语、波斯语、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和教法学，主要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宗教法官。在世俗化改革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学校处于瓦克夫的地位，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19世纪前期，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效法埃及穆罕默德·阿里进行的现代化改革，设立工程学校、音乐学校、医学院和外语学校，并派遣赴欧留学生，世俗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截至19世纪30年代末，宗教学者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仍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教育载体。1839—1876年坦泽马特时代，教育领域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兼设传统宗教课程与现代世俗课程的官办穆斯林学校始建于1839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现代教育的初露端倪。1845年3月帝国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境内学校进行调查。1846年，政府出台教育规划，力图建立大中小学齐全的世俗教育体制。同年，帝国创办公共教育会议，并于1847年改称公共学校部，相当于教育部。1856年，帝国颁布法令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官办学校接受教育。1861年成立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866年成立公共教育部。1869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公共教育法，宣布12岁以下的儿童实行强制性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方式，规定在帝国境内的乡村和城市普遍设立不同层次的世俗学校，其中500人以上的村庄设立称作鲁斯迪耶的四年制初级学校，千人以上的市镇设立称作伊达迪的三年制中等学校，省城设立称作苏塔尼耶的高等学校，同时创办女子学校，面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招收学生，教育经费纳入政府预算。初级学校开设宗教、语言、算术、历史和地理等课程，中等学校开设逻辑、经济、地理、历史、数学、工程、物理、化学和绘图等课程，高等学校开设人文科学、外语、经济、国际法、自然科学、工程技术。1869年，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区，采用法语和法国教学方式。此外，美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相继创办教会学校，其中多数为初级学校，也有少量中等学校，采用西方教学模式，学生主要来自非穆斯林的米勒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仅有世俗小学60所，学生3 370人，均为男生。1867年，世俗小学增至1.1万所，男性学生24万人，女性学生13万人。1878—190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世俗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1895年，世俗初级学校达到2.9万所，男性学生64万人，女性学生25万人。另据相关统计，1895年，世俗中等学校的学生为3.5万人，世俗高等学校的学生为0.5万人，军事学校的学生为1.7万人。1895年，奥斯曼帝国总人口1 900万人，包括穆斯林1 400万和非穆斯林500万，各类学校的学生总数为130万人，其中世俗学校的学生人数约90万人。世俗教育逐渐挑战宗教教育，宗教小学麦克台卜已经成为世俗教育的重要载体。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世俗教育的地位继续提升，高级宗教学校麦德莱赛成为改革重点。1910年政府出台新教育条规，要求麦德莱赛必须教授数学、地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哲学。1912年，帝国出现隶属于达尔·法农（Darülfünun，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前身）的一所神学院，一度挑战麦德莱赛在高级宗教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不过在1919年被迫解散。1914年帝国出台麦德莱赛改革法，将伊斯坦布尔的麦德莱赛划分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类，从事中等教育的麦德莱赛相当于初中和高中层次，从事高等教育的麦德莱赛相当于本科和研究生层次。1915年，教育部开始管理伊斯坦布尔的麦德莱赛。
  服饰改革后的马哈茂德二世
  凯末尔时代，世俗教育体系臻于完善。政府规定每个村庄必须建立一所五年制小学，市镇必须设立普通中学或职业中学，在中学之上有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等普通高校，此外还有备受重视的师范教育和成人教育。从1923年到1940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乡村学校数量增长一倍，从5 062所增至11 040所；教师总数从12 458人增至28 298人，增长133%；学生总数从352 668人增至1 050 159人，增长300%。1927年，识字率为10.6%；1940年，识字率达到22.4%。1933年，奥斯曼大学改称伊斯坦布尔大学。1936年，创办安卡拉大学。1923—1940年，高等学校从9所增至20所，教师从328人增至1 013人，学生从2 914人增至12 147人。
  1933年凯末尔视察伊斯坦布尔大学
  1933年凯末尔与安卡拉女子高中师生合影
  凯末尔时代，在世俗教育空前发展的同时，宗教教育陷入谷底。1924年3月政府出台《教育统一法》，废除麦德莱赛；由教育部管理全国的教育事宜；为了满足穆斯林的宗教需求，同时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宗教学者，法令允许设立伊玛目—哈提卜中等学校（Imamhatip Okullari）以及隶属大学的神学院（the Faculty of Ilahiyat）。1924年4月21日，伊斯坦布尔大学再次设立神学院，分为8个专业，学制3年，主要研习经注学（Tafser）、圣训学（Hadith）、教法学（Figih）、宗教史、阿拉伯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和伦理学等课程。毕业生求职困难，因而生源很不景气，神学院在1933年被迫解散。1929年，政府取消中学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与这两种语言联系密切的宗教教育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部分党员于1946年12月24日在大国民议会上提议恢复宗教教育，但是遭到总理雷杰普·佩克尔（Recep Peker，1889—1950年）严词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