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然而，努尔西又称，沙里亚和国家必须保障国民的自由、民主和正义，这里所称的国民包括非穆斯林在内。国民与国家是小溪流与蓄水池、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国民是国家的主人，相当于小溪流，决定蓄水池的水量和水质；国家是国民的公仆，相当于小溪流所汇聚成的蓄水池，无法影响小溪流。努尔西赞同自由、民主和正义。他珍视自由：“我可以没有面包而生活，不能没有自由而生存。”而贫困和压制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天敌。他渴望民主，无论反对奥斯曼帝国苏丹专制还是凯末尔时代的一党制均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他赞同正义：“孤儿的权利不能因为全社会的权利而被压制；同样的，个人也不能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生命。就正义而言，无所谓强与弱，不能因为强者而忽略弱者的权利。”[9]
  科学观。努尔西认为，无知使人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将个人利益压制集体利益，把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导致政治混乱、教派纷争等毫无意义的社会内讧。因此，无知成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与无知相对立的是科学，努尔西欣赏科学，曾使用油印机进行宗教宣传并盛赞无线电的巨大用途。他认为，科学可以直接扫荡无知；科学可以发展生产，累积财富，消灭贫困，间接清除愚昧现象的滋生土壤；科学可以揭示规律，而这种规律也是“真主的德性之一”，即这个秩序井然的宇宙万物确由真主创造和维系，换言之，科学可以证实信仰，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论证宗教经典及宗教信仰的深刻准确。受努尔西的影响，他的信徒的确广泛使用电话、电视、电报、收音机、录音机等通信手段进行宗教宣传。
  教育观。努尔西的教育观与其宗教观、政治观和科学观联系非常密切。他主张学校教育兼顾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这体现了其宗教观。他倡导学有专长和独立思考，这体现了其政治观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原则。他呼吁宗教教育要与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体现了其科学观。
  努尔西不仅是一位宗教思想家，而且是早期努尔库运动的精神领袖。据统计，目前土耳其共和国的努尔库运动成员约有200万—600万人，主要通过德尔沙尼即读经小组（Der-shane）研读《光的书信》和交流心得。到2001年，这样的读经小组在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约有5 000个，在中亚诸国有53个，在德国有57个，在奥地利有4个，在荷兰有7个，在比利时有2个。
  赛义德·努尔西逝世之后，努尔库运动在继续发展的同时，逐渐出现裂变。手抄派是最早出现的努尔库运动支派，因极力主张手抄反对印刷《光的书信》而得名，认为此举可以保留努尔西著作的意蕴和原意。此后努尔库运动又分化出7派，其中以法图拉·葛兰为首的葛兰运动（The Gülen movement）较为宽容且影响很大。
  法图拉·葛兰，1941年4月27日生于土耳其共和国埃尔祖鲁姆（Erzurum）省哈森卡勒堡（Hasankale）区的科鲁楚克（Korucuk）村，其祖父及父母均为伊斯兰教学者，因此他在幼时已经接受非常全面的宗教教育，喜读宗教、哲学和文学作品。1958年，葛兰毕业于初级神学院。1966年，他移居伊兹密尔讲经布道，并受到赛义德·努尔西宗教思想的巨大影响。此后，他逐渐成长为20世纪下半叶迄今土耳其共和国乃至全球最负盛名的宗教思想家以及异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2008年美国《展望》（Prospect）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将法图拉·葛兰评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法图拉·葛兰学富五车，擅长讲演、答疑和撰文，这些口述或文章集中体现了他的宗教思想，且已被汇编成书，主要包括：四卷本《时代带来的犹疑》；四卷本《准则或路上的明灯》；三卷本《永恒之光》；两卷本《色带上的真理之芽》；《心中的翡翠山坡》；《时代与这一代的年轻人》；《时间的黄金面》；《破碎的琴拨》；《有关〈古兰经〉首章的思考》；《迎向失落的天堂》；《信仰的恩荫》；《苏非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面貌》；等等。原著均为现代土耳其语，其中有部分著作被译成英语、汉语、俄语、德语、阿尔巴尼亚语和保加利亚语。
  法图拉·葛兰认为，各种宗教和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奉行基本相同的道德标准，因而是平等的。他曾讲：“不管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贯彻其宗教信仰，这些广泛接受的道德如爱、尊敬、宽容、原谅、怜悯、和平、兄弟情义和自由都是各宗教所极力赞许的……就和平而言，也存在佛陀、希伯来先知、老子、孔子和印度先知的启示中。”[10]法图拉·葛兰在认定各宗教及教派一律平等的基础上，继承赛义德·努尔西的宗教对话主张，强调进行信仰沟通。他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一神信仰，起初均为闪米特人的宗教，而且在伊斯兰区域长期和谐共存，因此必须进行信仰对话。“在我们历史上，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在许多地方是并存的”；“穆斯林在历史上对犹太人颇为宽容，没有歧视、大屠杀、违反人权和种族灭绝等现象发生。相反，犹太人在处于困境时得到欢迎，当他们被驱逐出安达卢西亚（Andalucia，西班牙最南端的城市，西邻大西洋，南邻直布罗陀海峡，东邻地中海，笔者注）时，是奥斯曼帝国接纳了他们”。[11]他对这一观点很有信心，身体力行。他曾拜访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土耳其的希腊大主教、亚美尼亚大主教、纽约的红衣主教、以色列的大拉比。仅从1997年6月到2004年8年间，他就在伊斯坦布尔、萨利乌尔法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等地召开了8次国际研讨会，主题均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问题。葛兰与其信徒还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等教派冲突异常激烈的地区设立“法图拉·葛兰学校”，传播其信仰对话的理念。他不仅赞成并改造苏非主义，而且致力于实现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团结。他称赞“阿拉维派也丰富了土耳其文化”，主张阿拉维派与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占绝对多数的逊尼派消除隔阂，达成和解，为此他曾于1995年2月诚邀全国逊尼派、阿拉维派和苏非教团参加斋月聚会。
  宗教平等，信仰对话，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宗教宽容与和平相处。他反对国际恐怖主义。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葛兰曾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管由谁指使或为了何种目的，都是对和平、民主和道德的践踏，因此，没有人（当然包括穆斯林）会同意和支持任何恐怖行为，恐怖在获得个人救赎方面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它是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伊斯兰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也不会利用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来实现伊斯兰目标，恐怖主义者不可能是穆斯林，因为真正的穆斯林是不可能从事恐怖行为的”。[12]他宽容国内政敌。1971年、1980年、1997年土耳其先后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人被捕，葛兰首当其冲。1971年他被羁押半年；1980年他被羁押6个小时；1997年他因“企图改变土耳其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创立秘密组织”的罪名被捕入狱长达7个月之久。此后，他在国内无法立足，而且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被迫于1998年以治疗心脏病为由移居美国，从1999年3月起隐居小镇。即便如此，他仍然遭到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敌视。2000年当局指控他涉嫌“为改变国家之世俗体制而建立非法组织，意图建立按照宗教规范治国的政府”，葛兰提起申诉，到2006年首都第11号重案刑事法庭才对葛兰作出无罪判决，到2008年最高法院刑事常委会才宣布葛兰无罪，这场斗争可谓旷日持久，令葛兰身心交瘁。按照常理，葛兰对政府应该恨之入骨，其实不然。他曾特意叮嘱信徒：“我的信徒应当知道，当我们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你们应该保持冷静与克制；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你们应该保持和平的心态；如果我被杀害，你们仍要保持克制，掩埋我之后继续追求秩序、和平与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他们反复出手，仍要保持沉默，用爱和怜悯来感化他，始终如一地用爱来对待他人”，[13]从而展示自己宽容博爱的一面。根据宗教宽容的逻辑，葛兰对奉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美国和西欧基督教国家非常友好，也赞成土耳其共和国与美国维持同盟关系并尽快加入欧盟。依据同样的逻辑，葛兰毫不掩饰自己对伊朗的憎恶之情，因为后者仇视除什叶派之外的其他穆斯林，而且大搞输出伊斯兰革命。
  法图拉·葛兰的上述宗教思想，使人们怀疑他是一位苏非，但葛兰一贯矢口否认。他曾辩解：“宗教教团作为一种体制出现在先知去世后的6个世纪，它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机构。我没有加入任何苏非教团，也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仍然被诸多学者称为“新苏非主义者”或者“寻求自我方式的苏非”，这种评价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