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一方面，他的确是一位苏非主义者，强调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精髓，既重视心灵体验，也倡导践行信仰，特别是通过约束行动来达到冷静、乐观、愉悦的心理状态，是精神和实践的融合。他还特别赞赏土耳其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的相容关系：“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包括古兰经和圣训中主要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但又根据土耳其历史和苏非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也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为什么是宽广的、深邃的、宽容的、包含一切的、以爱为核心的原因。”[14]另一方面，他继承赛义德·努尔西的科学观，主张将科技教育与宗教教育结合起来，克服传统苏非教育不问世事并忽视科技的弱点，从而使自己区别于传统苏非：“当前，世俗学校集中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苏非主义教育沉溺于形而上学的冥思，军队仅仅关注于武力素质的培养，因而实现科学素养与精神价值的融合是不可能的。”[15]他既反对故步自封的传统苏非主义，也蔑视盲从西方的极端世俗主义。他曾说：“如果一个社团的民众缺乏信仰、爱、热情和责任感，如果他们意识不到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那么它就不能视为是文明的。”[16]因此，他主张在教育领域和现代化进程中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技、精神与物质融为一体，走出一条“土体西用”的发展道路。
  总体来看，葛兰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伊斯兰思想家。正如他所说的，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仿佛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花，似乎每天都能舒展一枚花瓣，常开常新，直至怒放。而实际上，《古兰经》这朵玫瑰之所以常开，已经诞生1 400年的伊斯兰教之所以依旧年轻，仰赖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演化和宗教宽容，需要不同宗教之间和同一宗教内部的自由对话，当然也离不开宗教思想家针对特定生活环境所进行的思维创新。
  五、艺术成就
  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第64款规定：“国家保护艺术活动和艺术家。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促进和支持艺术品和艺术家，推广对艺术的鉴赏。”
  穆斯林长期遵循经训的教诲，崇尚书法艺术，誊抄《古兰经》蔚然成风。由于绘画内容的诸多限制，穆斯林大都在书法领域尽情显露自己的艺术才华。他们不断汲取异族和异教的绘画技巧，将自然的美感融会于书法艺术之中，使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伊斯兰教诞生之初，皮革是最重要的书写材料。麦地那时代，库法体阿拉伯文颇为盛行。库法体古朴方正，棱角清晰，线条粗犷，近似于汉字中的篆书。奥斯曼当政期间确定版本的《古兰经》，便是用库法体誊抄的。倭马亚时代，纳斯赫体阿拉伯文逐渐取代库法体，风行伊斯兰世界。纳斯赫体盘曲流畅，便于手写，近似于汉字中的行书。迪瓦尼体字间聚散分明，字形委婉多姿，近似于汉字中的楷书，主要用于公文的书写。苏勒斯体又称三分体，宛若几何图案，字形复杂，字体雍容华贵，近似于汉字中的草书，多用于装饰性的文字书写。奥斯曼帝国苏丹虔信伊斯兰教，仰慕阿拉伯文化，而且奥斯曼语由阿拉伯字母拼写，因此帝国非常重视阿拉伯书法艺术。16世纪，哈姆杜拉·玛西（1436—1520年）改革阿拉伯书法的手写体，是奥斯曼帝国的“书坛泰斗”，苏丹巴叶济德二世对他大加赞赏。此人还擅长游泳，曾经口中衔笔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
  19世纪末博斯普鲁斯海峡景色：坎迪里和如梅利城堡  19世纪，穆斯塔法·伊泽特（1801—1876年）及其门徒的书法大放异彩。不过，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的文字改革使土耳其的书法大受影响。但是土耳其书法大师哈米德·阿梅迪（1891—1981年）则代表20世纪阿拉伯书法的最高水平，其墨宝被视为阿拉伯书法艺术的佳品。
  伊斯兰教反对绘制人和动物的画像。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复生日在真主面前，遭受烈刑者当为画有生命之物的像的画家”，“谁在今世绘制有生命之物的像，在复生日那人将被迫为其所画之像注入生命，而他是无法注入生命的”。当然，宗教规定与现实生活往往不尽一致。伊斯兰教禁止饮酒，却有许多穆斯林酗酒成性。伊斯兰教鄙视音乐，却有许多穆斯林沉溺于歌舞之中。同样，伊斯兰教反对绘像，却无法杜绝穆斯林中的某些人欣赏和绘制各种动物的图像和人像的行为。倭马亚时代的著名建筑阿木赖宫，内有许多出自异教徒之手的精美壁画，在借鉴拜占庭和波斯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尔台绥姆于836年营建萨马拉时，招募基督徒画匠用裸体人像和狩猎场面的壁画装饰新都的内宫。穆台瓦基勒当政期间，哈里发聘请的拜占庭画匠甚至将基督教堂和僧侣的图案画在萨马拉的内宫墙壁。但是，经训的规定毕竟限制了穆斯林绘制图像的行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始终不允许使用任何有生命的形象装饰殿堂。
  奥斯曼帝国时期，西方的绘画艺术开始传入。1480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公然违背先知穆罕默德的禁令，请威尼斯艺术家金迪尔·贝里尼（Gentile Bellini，约1429—1507年）为其画像，后来其子巴叶济德二世出于宗教禁忌的考虑而将这幅画像出售，画像现藏英国伦敦的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到19世纪，帝国现代化进程正式启动，穆斯林开始堂而皇之地学习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绘画艺术。奥斯曼帝国军校开设绘画课，训练军官绘制地形图和技术图的能力。土耳其人艾哈迈德·阿里（Ahmet Ali，1841—1907年）与苏莱曼·赛义德（Sulayman Said，1842—1913年）赴法留学，就读巴黎美术学院。他们本是军事画家，后研习西方风景画和静物画。1883年伊斯坦布尔成立美术专科学校，由曾在巴黎留学的奥斯曼·哈蒂姆（Osman Hatim，1842—1910年）领导，西方风格的绘画艺术在土耳其得到迅速发展。进入20世纪，奥斯曼帝国首次出现西方式画派，这就是以“1914年一代”冠名的印象派画家，代表人物有纳米克·伊斯梅尔、伊布拉姆·卡利、阿芙尼·丽飞、费赫曼·杜兰以及伊克梅特·奥纳特，他们都曾经留学欧洲并归国创作。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政权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而且坚持西化改革，土耳其绘画艺术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到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出现以“D团体”著称的新画派，他们既效法西方的绘画风格，也汲取安纳托利亚高原民间绘画的营养，代表人物是由泽科·法克·伊泽、努鲁拉·贝克、埃里夫·纳兹、塞莫尔·特鲁、阿比定·蒂诺以及祖赫图·穆利杜鲁。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系主任即法国画家雷欧珀尔德·利维的推动下，伊斯坦布尔的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出现了具有鲜明现实主义倾向的画派。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土耳其出现了首批抽象派画家，他们将绘画与书法结合起来，代表人物有阿德南·库克、鹿特芙·古纳伊、塞姆西·阿雷尔、阿比定·艾尔德鲁鲁以及萨布利·贝尔克。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象征派绘画崛起，代表画家有内塞特·古纳尔、德弗利姆·艾尔比尔、西哈特·布拉克、奥尔汗·佩克和安纳特里。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土耳其的油画领域，概念类绘画也开始流行。总体而言，土耳其共和国的绘画艺术画派繁多，推陈出新，异彩纷呈。
  金迪尔·贝里尼绘制的穆罕默德二世像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美术成就不仅有书法和绘画，在雕塑方面也表现不俗，涌现出大批杰出雕塑家。考古发现、政府政策和内外交流，是促进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因素。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就，深埋于泥土中数百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文物特别是古代雕塑得以重见天日，激发了土耳其共和国雕塑家的创作灵感。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受到民族主义原则的直接推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将雕塑艺术视为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因此极力推动纪念碑等雕塑的发展，并从1937年起在多座城市举办纪念碑雕塑大赛。无论是来自外国的科里佩尔、卡诺尼卡、哈纳克、托拉克和鲁道夫·贝林，还是本土的阿里·哈迪·巴拉、祖赫图·穆利多鲁和内加特·西若尔等杰出雕塑家，均擅长创作纪念碑和凯末尔雕像。共和国的官派留学生中，最早奔赴法国、德国研习雕塑艺术的是拉提皮·阿希尔、阿里·哈迪·巴拉、祖赫图·穆利多鲁和努斯雷特·苏曼。凯末尔晚年，来自德国的雕塑家鲁道夫·贝林（Rudolf Belin）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国立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他在之后数年建造纪念碑，举办艺术展，培养雕塑家，其中胡瑟因·欧兹堪、哈克·阿塔姆鲁、亚弗兹·格雷伊、拉米·阿尔提梅、伊兰·科曼、泽林·博卢克巴西、胡瑟因·盖则、图尔古特·普拉、萨蒂·科里克均为他的门生。进入21世纪，土耳其本土雕塑家多次出国参加雕塑展，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
  伊斯兰教鄙视音乐，认为歌唱是魔鬼的行为，迷恋歌唱会使人背离信仰和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