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最后，他回归故里并与女友喜结良缘。从整体上看，导演赛米·卡普拉诺格鲁似乎有着浓厚的乡村情结和怀旧倾向。《蜂蜜》、《牛奶》和《鸡蛋》均以尤素夫为主角，先后讲述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生活，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社会化和城市化对人类构成的心理挑战。
  土耳其的电影节创办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最具影响力的是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国际电影节，每年4月17日—5月2日为伊斯坦布尔国际电影节，4月26日—5月9日为安卡拉国际电影节。
  六、文学成就
  如果说诗歌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文学体裁，那么小说在土耳其共和国文坛则独领风骚。
  凯末尔革命时代与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著名小说，或长或短，或关注民族解放运动，或探究国家发展之路，或揭露农村的阶级对立并同情农民的贫苦生活，或审视城市的贫富差距并聚焦纷繁的政治运动，主要包括1922年亚库普·卡德里的《私邸出让》、1922年雷沙特·努里·君泰金的《戴菊鸟》、1926年哈莉黛·埃迪普的《杀死淫妇》、1931年萨德利·埃尔泰姆的《当纺车停转的时候》、1932年亚库普·卡德里的《外人》、1936年哈莉黛·埃迪普的《有苍蝇的杂货铺》、1939年雷菲克·哈利特·卡莱伊的《乡土故事》、1944年雷沙特·埃尼斯的《泥土气息》、1950年马卡尔·马哈穆特的《我们的村子》，等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短篇小说比较流行，代表作家有贝基尔·耶尔德兹、菲吕赞·塞尔柱和奥斯曼·沙欣，等等。
  20世纪80年代至今，享誉世界的小说巨擘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 ），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文坛的领军人物。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小说《我的名字叫红》（Benim Adim Kirmizi）的作者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奖金高达1 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7万美元），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土耳其人。帕慕克在得知获奖消息后接受瑞典媒体记者提问时说：这个奖项“首先是对土耳其语言、土耳其文化、土耳其共和国的奖励，也是对我个人劳动的承认，这也是我对写小说这一伟大事业所做的一个谦卑的贡献”。迄今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已被译成四五十种语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版，文学评论家更是将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誉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大文学家之一”，而他却自称不过是“伊斯坦布尔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于1952年6月7日生在土耳其共和国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曾说：“伊斯坦布尔在地理上是个混合之地，土耳其国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寻求西化。两股力量争论了不下200年。这种处于东方、西方之间的悬置状态，就是土耳其的生活风貌。”[19]这一生活环境无疑对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未来的文学创作具有极大影响。然而，影响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未来创作的，不仅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古城，还有特殊的家庭背景。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父亲早年热爱文学，后为生计而成为一个建筑商，家资殷盛，使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孩提之时衣食无忧。2006年12月8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时提及：“在20世纪40年代，父亲曾想当一名伊斯兰诗人，他还把瓦雷里（全名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945年，法国著名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作有1890—1900年的《旧诗稿》、1917年的《年轻的命运女神》、1922年的《幻美集》，等等。笔者注）的诗歌译成土耳其语。但父亲并不愿意在贫困地区写几首无人理睬的诗歌，这不是他想要过的生活，于是放弃他的作家梦。”造就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非凡才能的因素，还包括卓越的教育经历。自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人在伊斯坦布尔开办只招收男生的罗伯特学院，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就是在这所学校完成中等教育，能够熟练应用英语，研读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年）、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年）等英国著名作家的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作品。23岁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主动中断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学学业，人生航向出现转变，但是与其父亲早年的转向恰好相反，后者弃文学从事建筑，前者弃建筑从事文学。尽管如此，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读建筑学本科的经历，仍对其创作具有巨大影响，他在从事文学创作之余仍然喜好建筑和美术，经常出国欣赏艺术展览，参观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并将这种特殊观感渗透于小说之中。2008年5月他来华访问时曾参观故宫，特别关注大殿外观和顶部结构；在故宫武英殿里曾观看“中国历代绘画艺术珍品展”，其中包括南宋马远的《水图卷》、元代赵孟頫的《秀石梳林图卷》、明代徐渭的《四季花卉图轴》、清代禹之鼎的《月波吹笛图》；在北京购买71种中国古典绘画图册，其中包括《故宫藏历代画像图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画》、《清代宫廷绘画》、《唐伯虎画集》、《中国山水通鉴》、《南京博物馆藏明清花鸟画集》、《南京博物馆藏明代山水画集》、《中国历代山水画》、《中国历代仕女画》、《石涛书画全集》、《明四家画集》、《南宋四家画集》、《五代宋元山水名画》、《元四家画集》等，又感到意犹未尽，继而购买了20多轴仿古中国画。
  1979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Cevdet Bey ve Ogullan）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作者长期生活过的伊斯坦布尔尼森塔斯区，描绘祖孙三代创造财富和效法西方的历程，正如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所言，这部作品“讲述一个家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家庭的故事”。由于这部作品紧密结合作者及其父辈和祖辈的亲身经历，所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2006年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时特意提及父亲对这部小说的赞赏态度：“我用颤抖的手将打印好的文稿送给父亲，希望听取他的意见。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相信他的鉴赏品位和智慧，以及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是由于他并不反对我成为一个作家。我迫不及待地等待他的答复。两个星期后他来到我这里，没有说话，只是张开双臂拥抱着我，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接着，他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收获无限快乐，正如我今天站在这里接受诺贝尔奖一样。”1983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获得《土耳其日报》小说奖和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
  如果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主要关注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那么1983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寂静的房子》（Sessiz Ev）则在延续这一主题的基础上，开始触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部作品从祖母法蒂玛、孙子法鲁克、孙子麦汀、侍者瑞赛普及侍者的侄儿哈桑这5个人的视角，审视20世纪初祖父塞拉哈亭苦心孤诣用奥斯曼文编撰四十八卷本百科全书的痛苦经历。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无神论者塞拉哈亭不容于当时，被流放到首都伊斯坦布尔郊外，他认定东方伊斯兰世界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基督教诸国，故决心皓首穷经编写一部百科全书。他曾豪气万丈地宣告：“当我完成四十八卷全书的时候，所有要表达的思想将全部表达出来，我将一举填补东西方难以置信的鸿沟。每个人都会被迷住。”[20]但是，在国父凯末尔的极力推动下，土耳其共和国从1928年起开始废止奥斯曼文。1928年11月大国民议会通过的《土耳其字母采用和实施法》规定，自1929年1月1日起，国家机关、公司、银行、协会以及社团在其工作文件中必须使用土耳其字母，土耳其语图书必须用新字母印刷。因此，塞拉哈亭的鸿篇巨制顿时成为废品。他的遭遇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土耳其共和国众多学者锥心苦痛的一个缩影。1984年，《寂静的房子》获得土耳其玛达拉勒小说奖（Madarali Novel Prize）；1991年，《寂静的房子》（法文版）荣获欧洲发现奖（Prix de la Découverte Européenne）。
  1985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白色城堡》（Beyaz Kale）继续关注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不过首次将触角伸向几百年前，描述意大利奴隶与奥斯曼学者互换身份的特殊经历，强调运用“自我”与“他者”两种视角同时打量一种文明，表明东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共通性和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