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在这部作品中，年轻的威尼斯学者乘船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在海上遭遇奥斯曼帝国舰队，被俘后走进伊斯坦布尔的监狱，几经周折与一位比他大五六岁的奥斯曼人霍加相识，这时威尼斯人惊奇地发现自我与他者的长相极其相似：“过了一会儿，另一扇门打开，一个约比我大五六岁的男子走了进来。我震惊地看着他的脸，立刻感到恐惧不已。我和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这是跃入我心中的第一个想法。”这暗示东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原本就有共通性。曾接受威尼斯学者治疗的奥斯曼帕夏，将这个西方人赠予霍加为奴。由于东西方之间的长期战争和彼此仇恨，双方开始不由自主地分别吹嘘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成果，暗示前现代的诸多文明曾经彼此隔绝、恐惧或蔑视。接着威尼斯奴隶和奥斯曼学者为自我的求知欲所驱使，作出惊人之举——互换身份和服装，尤其是开始运用双方所学的医疗知识消灭奥斯曼帝国的瘟疫，这说明不同文明之间具有互补性。在互换身份数年之后，两人的差异已经极其微小，彼此合作非常融洽，说明不同文明在交流互补之后会增强其共通性。不过，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寄托着一种理想，那就是枪炮、火药等杀人工具最好不要像医学知识等救人科技那样互通有无，否则得不偿失。例如在这部作品中，奥斯曼学者从意大利奴隶那里学到枪炮和火药的制造和使用技术，遂为奥斯曼帝国苏丹制造大炮，这些武器却在对波兰人的战争中陷入喀尔巴阡山脉“白色城堡”外的泥沼中，丧失用武之地，奥斯曼学者霍加借助浓雾的掩护逃离白色城堡，来到意大利，而意大利奴隶则继续充当奥斯曼学者的替身。[21]《白色城堡》使帕慕克的影响力越出国界，开始享有国际声誉。1990年《白色城堡》荣获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纽约时报》如此评价《白色城堡》及其作者帕慕克：“东方崛起一颗新星——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是……一部洋溢着独特才华的小说……作者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
  1985—1988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暂时摆脱文学创作的羁绊，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国际写作课程班学习文学创作，沉下心来学习德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散文家保尔·托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年）、法国意识流小说先驱瓦伦坦·路易·乔治·欧仁·马塞尔·普鲁斯特（Valentin-Louis-Georges-Eugène-Marcel Proust，1871—1922年）、法国文学家兼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意大利小说家兼新闻工作者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年）、意大利小说家、哲学家、美学家兼史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 ）、英国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年）、阿根廷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关注美欧文化交往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年）、美国意识流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年）、生于耶路撒冷并移居美国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35— ）等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法，这使他得以在文艺理论上超越其国内同行，对他日后的小说创作大有裨益。后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坦陈：“我的所有小说都是混杂的完美产物。我把西方现代主义，或者我从西方文学中学到的时尚世俗的东西和伊斯兰传统文本混合在一起，和苏非的寓言放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混杂结构。我所有的故事和小说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22]
  1990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黑书》（Kara Kitap）的风格与之前几部小说截然不同，堪称其系列小说中最晦涩难懂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20世纪80年代，伊斯坦布尔律师加勒普（Galip）的漂亮妻子露雅（Ruya）与露雅的同父异母兄弟、著名新闻记者杰拉尔·萨利克（Jelal）偷欢并失踪，临行前只留下一张纸条。加勒普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寻找爱妻，甚至潜入杰拉尔·萨利克的公寓，穿上他的衣物，接打他的电话，拜读他的文章，企图从中追寻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找到“奸夫淫妇”的藏身之所，却一无所获。与此同时造化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段升级为目的，目的堕落为手段，追寻失踪者足迹渐渐成为模仿杰拉尔·萨利克文章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加勒普陷入拜读并模仿杰拉尔·萨利克文章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再次模糊起来，如果没有杰拉尔·萨利克这位他者，加勒普就将丧失自我，至于是否能够发现露雅和杰拉尔·萨利克的行踪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正在此时，一天夜晚，加勒普在公寓中获悉那对奸夫淫妇均已死亡，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帕慕克曾经这样评价：“在《黑书》里我实现了我多年想要做的。它是一种拼贴画式的方法。从历史、未来、现时中取来的片断，如同彼此之间无关联的故事……把它们拼贴在一起，是一种用来指明要理解和暗示的意义的好方法。绘画中使用拼贴法的难度是三维空间因透视法而不能消失。在小说中拼贴法不仅把小说从线性叙事的单调中解救出来，而且也给小说一个三维空间，一个过去、现在、将来的维度。”有的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可谓一部“元小说”：“《黑书》是一部更关注如何讲故事而不是故事本身的小说……一系列关于文学的问题在《黑书》中得到仔细思考：虚构和真实、模仿和原创、抄袭和真诚、互文性及读者的态度……”[23]1995年，《黑书》荣获法兰西文化奖（Prix France Culture）。
  《黑书》曾经与足球比赛这一热门话题失之交臂。2008年6月7—29日，奥地利和瑞士共同举办欧洲杯决赛，包括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内的16支劲旅参赛。在比赛前夕，一贯喜欢足球并多次观看球赛的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接受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专访。当记者询问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是否准备在其文学作品中描绘球赛时，他不无遗憾地回忆起，《黑书》原稿中曾有一段关于球赛的描绘，但作者最终将这些内容删除了，现在他颇感后悔：1984年11月14日，成立于1923年并在1962年“脱亚入欧”的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伊斯坦布尔主场比赛中，以0∶8大比分输给英格兰足球队，蒙受奇耻大辱。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追寻爱妻露雅的加勒普，恰好从广播中听到关于这场球赛的实时报道，心情更加沉重。无独有偶，1987年10月14日，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伦敦客场比赛中，再次以0∶8输给英格兰足球队。在作者看来，土耳其国家足球队的两次惨败，恰好象征着土耳其在与西欧交往的历史、现状和心理中的“屈辱”。早在2005年秋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因《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德国书业和平奖（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后，作者在德国法兰克福致辞时就论及土耳其的自豪与屈辱：“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2006年12月8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再提屈辱与自尊的关系。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这次专访中从足球谈到土耳其国家足球队，进而再度论及屈辱与自尊、足球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关系。《明镜》周刊记者提问：“而今土耳其足球队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帕慕克回答：“葡萄牙前独裁者安塔尼诺·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年）曾将足球作为控制全国的工具，变成他麻醉民众的鸦片，从而维持国内稳定。如果土耳其也是如此，倒还不错。但是，在土耳其，足球并非鸦片，而是激发民族主义、排外心理和专制主义的机器。我同样相信，正是球赛失败而非胜利，才能强化民族主义。”《明镜》周刊记者追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帕慕克回答：“正是灾难造就民族主义，无论这种灾难是地震还是战败。托尔斯泰在其系列小说中，曾讲述抗击拿破仑的战争究竟怎样塑造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