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演讲集

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薪水，讲课费，稿费。后两者是不定的，所以他很看重固定的薪水。他在教育部每月可以拿三百大洋。那时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两三块大洋。一块大洋购买基本生活品的购买力大约是今天一块人民币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倍。举个例子：根据老舍的回忆，当时老舍当个“劝学员”——教育分局局长，每月一百元，小学校长40元，小学老师25元，学校的勤务员6元。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工性质的管理员，8元，而馆长李大钊300元。老舍说当时1毛5就可以吃顿很好的饭：一份炒肉丝，三个火烧，一碗馄饨带两个鸡蛋，这些只要一毛二、三，如果一毛五，就可以再来一壶老白干喝喝了。这一顿饭现在在北京，十五元恐怕还未必能拿下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很看重他的三百大洋。所以前边说的，他跟章士钊打官司，也有经济原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铁饭碗——章士钊免了鲁迅的职，许多人等着谋他的缺呢。后来，他离开了官场，也离开了大学，由广东到上海。领导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每月给他干薪300大洋，他也接受了。有人不理解鲁迅的做法，说鲁迅为什么拿着国民党政府的钱，还要骂国民党。在鲁迅看来，钱是该拿的，但骂也是该骂的。跑到外国去，在帝国主义的大旗下面骂中国，那是没出息的表现。我就在中国批评中国，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豪杰。 
  鲁迅有个学生叫李秉中，在军队当官，想辞职不干了，写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反对，认为饭碗可以跟理想分开。鲁迅回信说：“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鲁迅居然说出“混混”这样的话，很不英雄吧？很不容易理解吧？其实重视饭碗，重视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态度。鲁迅不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的这个真理，而是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得到的。 
  薪水之外，鲁迅到处兼课，最多时曾经在8所大中学校上课。当然，那时的讲课费也比较多，否则也不值得到处跑了。 
  稿费他也很计较，因为那是他的劳动，吃草挤奶的劳动。 
  鲁迅到上海后，那时的一块钱的购买力也相当于今天的四五十块钱，而鲁迅平均每年的收入是一万多块，自家住着一幢三层的现代化豪宅。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我也不避讳“钱”字。到饭店吃饭，我一般不说什么“买单”那种文理不通的话，我就直接说：算钱。而且还要检查一下帐单——当然如果跟女朋友吃饭，就算了。 
  可见，鲁迅的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上的。生活搞不好，仍然追求理想，当然也值得尊敬，我们应该帮助这样的“有志”青年。但是不要把二者绝然分开，一味追求理想，不顾生活实际，那就可能成为“幼稚”青年了。 
  鲁迅的生活智慧经常表现为细心。萧红回忆说，一次从福建菜馆叫的鱼丸子，海婴说不好吃，别人却都说好吃。鲁迅就夹了海婴的丸子一尝，果真不好吃。鲁迅便说：“他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他在生活中的智慧，使他在思想上、在文章里都明察秋毫。 
  但另一方面，他又很大度。例如有个北大的旁听生叫冯省三，是个山东青年，一天跑到鲁迅家里，往床上一坐，跷起脚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毫不迟疑地给他拿去修好，冯省三连句谢谢也没有说就走了。鲁迅怎么评价这件事呢？他提到此事时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冯省三是北大学潮中的英雄，被学校当局开除，教务长胡适落井下石地嘲笑他，让他“好汉做到底嘛。”他为大家做了牺牲，鲁迅全集里多次提到过他。但是冯大哥这件事做得未免太失礼啦。我也是山东人的后代，我替俺们山东粗人向浙江同胞表示道歉。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是细心的，但不是斤斤计较的。   
  愚公本来是智叟：鲁迅的智慧(4)   
  所以，他知道如何应付不同的场面。比如他说如何听高人讲话：“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做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小杂感》） 
  这是世故，但这世故背后是对虚伪的社会风气的冷嘲。他也有直率的时候，比如日本请他主持中日通航典礼，他拒绝逢场作戏。他说：“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纠缠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答道：“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智慧不一定都是圆融婉转的，有时候也表现为斩钉截铁的果断。 
  所以，鲁迅是看透了生活，可以从心所欲，但又不肯随便敷衍的人。或者说他的敷衍背后有着理智的清醒。他在《立论》中讲，有一家生了个男孩，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痛打。其实说要死的是真话，说富贵的是撒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真话的遭痛打。你愿意既不撒谎，也不遭打。那么，得怎么说呢？那就只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 ……阿唷！哈哈！” 
  鲁迅在《世故三味》中写道：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那么，鲁迅的世故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的世故呢？他的好友许寿裳说：“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他对好人是天真、是宽容，对不好的人则是严厉或者敷衍。但有时候也会智慧失灵，不知所措。例如有一场“义子风波”。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教过的一个学生，突然带着情人跑到上海，要做他的“义子”，在他家里连吃带住几个月，还提出求学和找工作等种种要求，找了工作又嫌劳累，最后是拿了120块钱和十来件家什，不欢而去，弄得鲁迅哭笑不得。 
  正因为鲁迅是个丰富的人，多侧面的人，用大智慧统一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各个侧面，所以，鲁迅才能够战斗得那么持久，那么坚韧。在佛家的思想体系中，“智慧”是很重要的，佛和菩萨都是大智慧者。儒家讲“五德”，仁义礼智信并重。现代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智慧的问题。鲁迅正因为拥有大智慧，所以才成其为大思想家，大文学家。 
  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可能不需要像鲁迅那样频繁地战斗。但是，他那些生活的智慧是值得学习，甚至是学之不尽的。 
  鲁迅的智慧倘若能被我们后人领悟一半，那就像“闪闪的红星”一样，足够我们“长夜里驱黑暗、寒冬里迎春来”了。 
  但愿鲁迅的智慧能够给我们今天的人提供丰富的启示，以帮助我们应对今天这个更加复杂的世界。   
  击落暗器如雨：鲁迅的痛苦(1)   
  一、伟人的痛苦 
  鲁迅有战斗的一面，我们都知道了。 
  鲁迅也有智慧的一面，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些都是通过他的作品、他的为人处世，不难看到的。但是一个人最不容易看到的，是他内心的痛苦。尤其是伟人的内心世界不易观察。可是越难观察，人们越要去探索，因为非常有意义。这不是明星隐私带给大众的娱乐，而是通过剖析杰出人物的内心，考察我们人类共通的一些精神奥秘，指导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更好地前行。 
  鲁迅这样一个伟人，他是有巨大而深刻的痛苦的。珍珠是怎样形成的？是蚌壳里面有了痛苦，痛苦的结果是珍珠。杜甫和欧阳修都有诗歌穷而后工的思想，痛苦往往是思想和艺术的源泉。鲁迅的痛苦是跟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下面我们就考察一下鲁迅在个人生活和思想上的一些主要的痛苦。 
  二、鲁迅个人生活的痛苦 
  1，家道中落。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祖父周福清在北京当官。父亲周伯宜是体弱的知识分子。祖父因为科举行贿入狱。判的是斩监候，所以每年秋天要花钱营救。鲁迅由此知道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父亲的秀才也被革除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可以看见人生的真面目。”少年鲁迅频繁出入于当铺与药铺之间，遭受白眼和侮蔑。后来父亲病死了，家里仅有的二三十亩水田也卖光了。有人怂恿他偷家里的钱，并且真有流言说他偷了。一个少年就这样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