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吧南洋

年幼时曾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一年，八岁时母亲病故后，便辍学回家，帮助父亲耕地、放牛，以维持生活。此后，哥哥陈昭芹先一步到了新加坡。十六岁时，由于家乡生活贫寒，迫于生计，他与同乡结伴，离别了家人，到新加坡投奔哥哥陈昭芹。先在新加坡吧咪街会益昌商行学裁缝,后到东令区英国人家里做杂活，两年后又到英国人开办的工厂学习电工、汽车驾驶等；到二十岁时,便具备了相当熟练的机械维修及汽车驾驶技能。他所在的那间英国人的工厂，已满足不了他那好学的欲望,于是他就到当时新加坡有名的亚细亚轮船公司应聘。在众多的应聘者中，他脱颖而出，当即受到聘用，开始了他在远洋轮上的航海工作。这期间，他随海轮远航到世界的许多国家，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了解到异国他乡的许多风土人情。 
  记得翁家贵老机工曾经说过：“当年你爸爸做海员时到达英国，去喝咖啡。服务生看他是中国人，非常怠慢他，在你父亲气愤的质问下才得到服务的；出咖啡店你父亲又去擦皮鞋，为你父亲擦鞋的人却完全是跪着服务的。你父亲后来感慨地对我们说：‘不要看英国强大，她也有贫弱的一面，将来我们中国肯定也会有强大、不受欺侮的一天！’” 
  在远洋轮上工作，父亲不仅负责轮船上的机械维护，还悄悄学会了西点制作、调配咖啡以及简短的英语对话。稳定的生活，使他有了不少积蓄。于是，他在二十七岁时，回家乡海南岛结婚娶妻。在家住了十个月后，便再次别家重返新加坡。 
  那时，南洋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华人社会，华侨教育相当普及，新加坡已开办工人华文夜校。父亲在工作之余，也和多数的海外华人一样到夜校学习，他在夜校不仅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还开启了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 
  但两年后，英殖民统治者认为该夜校有政治倾向，而将它强行关闭。 
  由于父亲留守海南家乡的妻子在女儿5岁时病故，父亲把女儿接到了新加坡。独自带孩子的日子，他不得不离开时常在海上满世界跑的亚细亚轮船公司，先后到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在新加坡开办的意商FLAT汽车公司、英商慕娘汽车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哥哥陈昭芹一直住在新加坡小坡大马路424号。兄弟俩与两个海南乡亲合股在此地开办了当时比较有名的“天和堂药店”，经营良好，一家人在南洋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归 来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 一曲悲壮的“告别南洋”，道出了多少南洋华侨的心声！ 
  父亲的归来当然是与抗战有关。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很快，祖国半壁江山沦陷。 
  “宁做中国鬼，不做亡国奴！” 
  “我们祖家还有人在，容不得敌人放肆！” 
  南洋侨胞对“祖家”的牵挂，真恨不得立即插翅飞越重洋。 
  1939年初，国内开始招募有汽车驾驶和维修技能的华侨回国服务，其主要任务是到当时国内唯一的国际运输线、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抢运抗日军需物资。身在新加坡的父亲得知后感到所怀技能能够在国家急需的时刻派上用场，不容迟疑!   
  心路漫漫(2)   
  于是,二十多名海南同乡在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工程师王文松的带领下，同时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陈嘉庚先生在其《南侨回忆录》的第九十二篇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名收入颇丰的修机工就是出生于海南万宁的王文松。与他随行的同伴中，就有我的父亲。 
  王文松侨居新加坡柔庶街48号，家有妻儿老小，有一非常幸福的家庭。他文化技术水平较高，英文也讲得很流畅，薪金待遇优厚。但是，他放弃了。 
  与此同时，王文松、黄有益等27人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属新加坡第一支部，每人发党章一枚并交纳党费，父亲是其中一员。 
  由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发给的第206449号华侨登记证里，贴着一张像片。他，就是父亲。高高的前额，深邃的目光，洁白的圆领衬衫，一丝不苟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南洋味。这是南侨机工回国前夕由政府发的华侨登记证。当时招募机工的条件之一是“年龄20至40岁”。父亲当时已39岁，他惟恐报名后落选，把年龄改成32岁；又把他年幼的女儿请家嫂带回家乡海南岛，交给其父亲照看。爷孙俩此后十几年不知我父亲生死，直到我的祖父病故也不知父亲身在何方。 
  人生的最大悲痛莫过于离别！ 
  为能回国效力，父亲再次离别亲人。他默默地注视着其家嫂牵着孩子的手渐渐远去…… 
  送别之时万人空巷，离别之时潸然泪下。 
  与父亲同一批回国的海南机工陈宋儒(原名陈光兴),抽空悄悄记下了离别时的一幕(1939年3月10日)： 
  出发的时期到了。这次报名回国的共二百零一人，被编为第二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由钟运熙任总领队，王文松和我任副领队。团部通知我火速到新加坡报到，准备启程。 
  这天清晨，哥哥、嫂嫂含着两泡眼泪送我上路。他们既希望自己的亲人永远不离身边，又希望子弟去为国立功，杀敌救亡的矛盾心情，使我好几天觉得心烦意乱，同时又眷念连绵。这也许就是又深沉又善良的中国父老心吧。① 
  对于每一名机工来说，离别，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第四批回国的机工郑亚来在时隔六十年之后，还非常清晰地记得那“难忘的一刻”： 
  回国的手续办好了。临行，母亲给我送来一张全家照，毛衣一件，她说：中国冷。她含着眼泪把我的出生证悄悄交给我（我出生在马来亚西城镇巴生）。她强忍着泪不敢哭，因为哭是不吉利的。 
  1939年4月10日，黄锦坤领队带队上了船。我们穿着筹赈会发的淡黄色的胸前印有“新加坡回国服务机工”蓝色字样的卫生衣，外面穿着绿色军衣、军裤，头上戴着军帽，背上是灰色毛毯。我和其他同伴一样，站在轮船甲板上。这时船徐徐离开码头，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第二故乡的乡亲父老们，宣誓，不灭敌寇誓不返乡！ 
  再见吧，我的出生地—南洋！ 
  星岛的视线在我眼前渐渐消失了……② 
  “再会吧，南洋……”，在这悲壮的歌声中，在南洋父老乡亲的嘱托下，在亲人热泪的离别下，机工们挥泪告别南洋！ 
  3200名侨居南洋的优秀子弟，满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带着南洋八百万华侨的期盼，先后分九批从南洋归来，奔赴祖国西南的抗日战场。其中的一千八百多名机工此去后再无生还，永远地告别了南洋！ 
  就这样，父亲于1939年3月13日在新加坡太古码头搭乘丰祥号海轮启程回国。为第二批，共207人。 
  征 途 
  历时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第二批南侨机工来到越南西贡，上岸后改乘火车，于3月21日到达昆明。 
  “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了！” 
  他们被安排在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接受短期军事训练。穿统一服装，听统一指令，早晚出操。过惯了南洋舒适、松散生活的侨工，不下点苦功还真有点吃不消。还未上滇缅路，机工们就感到生活紧张、艰苦。睡的是一楼用稻草铺就的地铺，洗漱是用河沟里的水，吃的没有了咖喱，喝的没有了可可、咖啡…… 
  “我们回来就是准备吃苦的！” 
  这是侨工们常说的一句话。 
  鉴于机工知识程度不一,缺乏集体生活习惯,对军队严格纪律更是不了解,在随后的招募工作中，南侨总会特公布《机工回国服务信约》十条，要求应募机工确实遵守： 
  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一切精神动员的基本信念,也是为争取民族的自由国家独立的最高信念。 
  二，为要争取全民族的自由,必先牺牲个人的自由。 
  三，我们必须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必须努力为国家民族服务。 
  四，遵守团体纪律即是遵守国家的法律。 
  五，“华侨青年义勇队”是祖国政府对我们青年机工回国服务的称呼,我们必须名副其实 ,矢忠矢勇,埋头苦干为八百万华侨争体面,为国家民族争生路。 
  六，为表现尽忠报国的精神,须将过去一切恶习勇敢革除。 
  七，服从上峰命令及诚恳接受领导者的指挥与劝诫,上峰所委派的责任,应忠实担负。   
  心路漫漫(3)   
  八，生活要集体化,做事要系统化,行动要纪律化,对同志要亲爱、和平、互助，对公众要尊重，严守秩序，注意卫生。 
  九，虚心学习技术，爱惜国家物力，勿傲慢，勿浮动。 
  十，尽忠国家同时不可忘记孝悌与忠信，到国门之后，必须按期寄信并经常安慰家属之怀念。 
  以上十条，凡有意违犯任何一条，经队劝诫不听者，即取消其服务资格，并追偿一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