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吧南洋

 
  …… 
  2006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被称为“飞虎月亮花”的世纪老人黄欢笑家中，我有幸认识了曾任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翻译的美籍华人黄永裘先生。黄先生1942年就读于西南联大译训班，后入陈纳德驼峰飞虎队当翻译，随美军在云南驿机场工作了两年多。 
  一件当年美国飞虎队员所穿的飞行服，把南侨机工王亚六和黄永裘先生一起带回六十多年前那段相同经历的回忆中。王亚六说，那时候云南驿机场很大，从印度汀江机场起飞的“驼峰飞虎队”飞机所运物资全都空运到云南驿机场；在那里服务的南侨机工，几乎都是与身着这种飞行服的美军飞行员一起忙于当时的军事运输。飞行服背面印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字样。 
  可见，云南当时已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之一。 
  …… 
  另有一部分南侨机工赴印度兰姆伽加入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孙立人部队的炮兵旅运送弹药。在这之中，有海南籍的机工陈邦兴、王云峰、庄镜波、谢川周等。   
  心路漫漫(5)   
  昆明南郊的巫家坝机场，是陈纳德总部的所在地。1943年中旬起，父亲凭着在远洋轮上所学到的西点制作的厨艺，分别在巫家坝美空军招待所、云南驿美空军招待所制作西点。西点的美味使不少美军士兵认识了父亲这名“厨师”。在保山华美餐厅，父亲看到美军军官酒后殴打士兵，父亲曾作为证人飞抵印度，在美军的军事法庭上为被殴士兵出庭作证。 
  南侨机工没有辜负南洋父老的嘱托，坚持到抗战胜利。 
  一千八百多名南侨机工永远地沉睡在滇缅路上。 
  “可以说，我们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没有一个人当逃兵，也没有一个人给南洋华侨丢脸！” 
  这是如今健在的几位老机工在回首那段往事时发出的感言！ 
  1945年，抗战胜利了。幸存的南侨机工自发地组织成立“华侨互组会”，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要求复员。 
  若干年后，我在查阅南侨机工档案时，无意间触摸到那段历史。沉寂已久的历史档案让我走近和了解华侨，认识了南侨机工团结互助、亲切温暖的“华侨互助会”。 
  华侨互助会，于1943年9月发起，1944年1月成立。 
  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滇缅公路运输中断。之后，大部分南侨机工无以为业。他们谋生无方，流离失所，浪迹街头，急待救济。热心于侨胞事业的南侨机工及侨胞白清泉、侯西反、胡春玉等，发起为难侨施赠医药。同年12月，又酝酿成立华侨互助会，并呈请备案。1944年1月21日，华侨互助会在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成立，分九批从南洋归来的机工们在昆明有了“家”。 
  在华侨互助会1944年的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相继失守。滇缅路中断，侨工陆续失业，流落街头，无人垂顾，侨童无书可读。本会旨在于为华侨和侨工解决困难，热心侨胞展开侨之收容训练。并提出：‘侨应自谋力更生，以侨救侨’”（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由此可见，华侨互助会完全是根据当时南侨机工的生存状态，由归侨自发组织的自救、互助团体。 
  华侨互助会在筹集到救济资金后，用途如下： 
  1、聘请昆明惠滇医院的陈永祥、周文辉两名医师为生病的侨工义务诊疗； 
  2、会内设疗养室，由专人照顾病侨的起居饮食； 
  3、会内设收容所，收容失业侨胞，介绍职业。 
  设在昆明黄土坡观音寺的南侨机工收容所，人数是逐天增加。华侨互助会还制定出训练概要： 
  1、智能训练：政治、军事、技术； 
  2、精神训练：讨论抗战、批评与自我批评； 
  3、劳动服务：每日一小时； 
  4、课外娱乐：南洋音乐演唱或演奏（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真是巧合，1984年我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了昆明市儿童医院工作。在多年后，当我整理南侨机工史料时，方知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就是与南侨机工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惠滇医院。难怪父亲在生前谈及我的工作时，老是重复念叨着一句话：“惠滇医院！”我当时是莫名其妙，叹他病糊涂了！ 
  …… 
  在海外华侨呼吁下，在联合国远东国际难民组织的帮助下，经华侨互助会造册登记、核实，国民政府开始安排南侨机工分批复员。 
  父亲在办理复员登记时就职于空军第五军粮所。军粮所设在昆明柳坝。该所纪律严明，不允许随便外出、请假。在他复员登记表中清楚地写着，回归地——新加坡。毕竟，南洋是他的第二故乡。所发临时护照号码为473201（云南省档案馆92-2-146）。 
  1947年9月12日，父亲奉命出发在渝蓉线驾车运输物资，错过了大批机工启程复员的时刻。翌年2月5日回昆后，他曾向云南省侨务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延期他的护照。在1948年8月1日，由华侨委员会、云南侨务处刊出的《侨讯》第十六期中，登载了包括父亲在内的留昆81名机工复员名单，要求他们即日内乘机飞抵广州，转香港乘轮出境。而此时，父亲却再次受命出差，在送车到南京的途中，回昆明已是1949年2月初（云南省档案馆92-2-152-8）。 
  1949年2月19日上午，云南省侨务委员会向空军第五军粮所供应中队发文一份，“希尽可能准予暂缓调遣陈昭藻、林熙庾等，以便等待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广州办事处来人核办处理”。 
  空军第五军粮所回函： 
  侨委会云南侨务处： 
  （1）侨务字第0049大函收悉； 
  （2）查该库不隶属本队，所请未便照办； 
  （3）请呈向军粮股洽办。 
  昆明巫家坝空军供应中队中队长：蒋方锦（云南省档案馆92-3-8-33）。 
  但是，父亲已经再也没有复员的时机了。 
  次月，该军粮所郝绍连所长对父亲在内的三名南侨机工说，已没有机会再返新加坡了，要派遣他们随部队前往台湾。 
  或许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向往，父亲选择留在大陆。 
  他辞职离开空军第五军粮所，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母亲 
  留在大陆昆明后，父亲与母亲相识了。 
  1949年底，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欢呼声，父亲、母亲开始了他们的婚姻旅途。父亲、母亲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   
  心路漫漫(6)   
  母亲幼年丧母。过早地失去了母爱，在她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一生都不善于言笑。在她那过于严谨的神态下，蕴藏着女性的善良、淳朴。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职于昆明裕成商行。“新社会，要有新知识！”父亲送母亲到文化夜校学习。 
  “你父亲送给我一支派克笔，上课的时候拿出来，班上好多同学都羡慕。”每当掏出藏在母亲心底的那一份回忆，她的脸上就会闪烁起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那是我们平时很难捕捉到的。 
  “你父亲身材魁梧，身子特别直。休息天他就穿西装系领带，头发还打上发油，走出去，有点与众不同。” 
  不知母亲特别爱整洁的习惯是否是从她的婚姻开始。 
  母亲先后生育了姐姐、我和弟弟三人。 
  1952年，父亲无职在家。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新加坡姑母寄过来的侨汇。华侨事务处派人来家，问是否需要救济。父亲说不想白拿国家一分钱，需要的是一份工作，在任何地区做任何工作都行。 
  于是，经华侨事务处介绍，父亲来到云南垦殖局蒙自分局做驾驶工作。同年10月，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连人带车调往森林工业局开远分局，往返于林区运送木材。 
  父亲在祖国大跃进时期，工作干得不分昼夜。 
  “我们南侨机工，不管是在国家民族争独立时期，还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都是为国家付之心血的。”这是我在对尚健在的老机工王亚六访谈时，他的肺腑之言。 
  在父亲的档案中，记录有他的诸多荣耀：1956年参加森林工业局先进生产者会议，得奖章一枚；获物质奖励六次（胸前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1958年到1959年，分别获得安全行车十万公里以上和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各一张。 
  工作单位欲送父亲去疗养，父亲说：“我身体好好的，怎么去浪费国家的钱？” 
  对那几张无任何装裱的奖状，父亲收藏如宝，直到“文革”中才被撕毁；而那几件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则一直紧紧地陪伴着他的身体，直到临终随父亲化作了一缕轻烟…… 
  那个“奖”字，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童年是在多彩的记忆中度过的。 
  由于父亲常年在林区工作，很难有机会回家。在我4岁以前，我见不到父亲的音容笑貌。于是，大我十岁的姐姐背上我，从昆明乘上火车，沿途又几次站在路边招手搭车，终于到达罗平的林业局车队。 
  父亲看到我们姐妹俩，顿时惊喜得发呆了！ 
  “你们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