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吧南洋

赶紧把这念头止住，不敢再往下想。 
  饭毕，父亲催促我快回家，因下午开会他要向群众交待他的历史问题。我想，他是不想让我看见他低着头的形象！ 
  去看父亲，就吃了一碗酱油面，还带回一份心酸。 
  小学四年级，母亲生病住医院。做完手术，父亲送来鸡汤。我到医院门口接过父亲熬好的鸡汤。他询问了母亲的病况，待我转身要走，“宝玉”，父亲叫着我小名，我回过头，看到父亲即将要迈出的右脚又慢慢地放回了原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使我感到困惑。“没什么”，他费力地摆摆手，“让你母亲好好休养。”但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焦虑、期盼和无奈。父亲原地不动地目送我走向母亲所在的病房。 
  那时我不明白，父亲为何不上病房看望母亲。 
  “你爸爸呢？” 
  “还在医院门口。” 
  母亲捧着手中的鸡汤发了一阵呆，才低头慢慢咽下。 
  小学毕业，班主任通知每位同学交户口册按户籍分中学。我急得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户口在农村！ 
  当年报名入学后不久，全家下放，我的户口随母亲一起下放到了农村。弟弟随户口所在地报名入学。他的小学和当地农村孩子一样，几乎在田间完成，农忙完了才进教室学会几个简单汉字。而我侥幸坐在昆明的学堂，但还是“黑人黑户”地出入学堂。 
  怎么办？“愁”上了心头！ 
  傍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艰难地吐出了真相。 
  她沉默片刻说：“我明白了。” 
  我顺利地跨入了中学。 
  读书期间，我最怕的是开家长座谈会。同学的父亲不是穿军装就是四个吊袋的中山装，且个个年富力强。我曾闭着眼睛梦想：如果父亲穿军装、如果父亲穿中山装——但睁开眼睛，活生生的父亲却永远总是着劳动布工作服的老人形象。 
  唉！父亲，年轻时你的精力投在何方？ 
  初中时，一家人团聚了，但父亲也退休了。为了供我们姐弟读书，他不顾年迈体弱，早出晚归，仍然出去工作，每月多挣四十元钱以补贴家用。每天清晨，父亲早早就出门。目送着他微驼的背影渐渐远去，我的心也有点驼了。 
  记得有一次，我患急性肠炎住进医院急诊室。母亲上班，我只好让小伙伴陪我输液。忽然病房门口出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是父亲。他站在病房门口默默地看着我。面对旁人，我无力地叫了一声“爸爸”，把头转了过去。从他注视我的眼神里，我感到了父亲的关怀！他在病房门口足足站了几分钟，而我感到这几分钟的时间是如此的漫长。我希望他赶快离去！父亲看着我没有多大问题，才转身慢慢离开。看着他步履蹒跚的背影，我的泪水随之溢出了眼眶…… 
  我好渴望父爱！可父亲能给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沉重、忧郁，无言的关爱。哦！苍老的父亲，对周围、对同学、对社会，我真希望您的背是直的，而不是微驼的老人形象！那种心境，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在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茶余饭后，邻居们都喜欢聚在一起听父亲讲他的经历，他的所见所闻。在他昆明方言夹杂着很浓的海南方言中，父亲讲得绘声绘色，邻居们听得津津有味。偶尔，还能听到父亲闭着眼睛陶醉地哼出地道的琼腔琼调来…… 
  也就在他与邻居们乐此不疲的讲述中，我不经意地听到了“南侨机工”、“滇缅公路”这些陌生的称谓。 
  仿佛，它们是那样的遥远。 
  那时，常看到来家里坐的那几个叔叔，他们说着与父亲相同的口音，见面都称呼父亲一声“伯爹藻”。他们在一起快言快语地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我左顾右盼地想听个明白，却似懂非懂。尤其是看到他们每当聚在一起时必定要喝咖啡，喝一口总是那样的陶醉!那咖啡的香浓，似乎也只有他们知道。 
  谈到往事，几个人更是言语不断，激动得挥手比划。 
  看似平凡，却另有别味的几个“异乡人”！   
  心路漫漫(9)   
  许多年以后，我曾问翁老：“您们以前为何不相聚？” 
  翁老笑着说：“五十年代，我们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忙于祖国的大跃进；六十年代我们这些身份特别的人不能随便走动，身不由己；七十年代后期，抑闷的空气有了一点流动，那份蓄积已久的情感在慢慢蓄发，我们都在相互寻找啊！” 
  是乡音、乡情、乡恋聚集了他们? 
  他们人生的脚步如何停落于红土高原？ 
  时间似乎在这里凝结！ 
  父亲的衣着终于有了改变。 
  多年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上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他对母亲说：“以后我老不在了，你仍旧让我穿着工作服去吧！穿新衣服，烧了太浪费！”母亲不忍，硬是把她做裁缝的哥哥叫来给父亲缝制了一套纯棉布的银灰色中山装。 
  那天，父亲很认真地穿上那套衣服出门了。 
  晚上回来，他高兴地哼起了海南家乡小调。 
  几天后，父亲拿回一张照片——“抗日时期回国侨工服务团留昆同仁集会”。 
  “他复员回马来亚，又来看我们来了。和我一批回国的。” 
  父亲指着照片里名叫陈安的人兴奋地说着。 
  看着照片中“战友”一词，我对父亲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战友”是那样的崇高、亲切！ 
  一直以来，我对父亲一直有一种难言的忧伤和自卑。 
  “他怎么还会有战友？”我在心里犯嘀咕。 
  那是我所知道的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的同仁留下的合影留念。 
  1987年7月28日，乌云厚重。父亲在雷雨声中，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想回家乡——”，长舒一口气，走了！身穿那套银灰色的中山装静静地走了。 
  贴身的，依旧是他那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年代，在国共合作拯救中华民族危难时期，陈昭藻同志响应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日救国斗争，积极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抗日回国服务团，战斗在当时与国外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上，出生入死地为祖国的抗战服务，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呆呆地听着父亲的悼词，静静地看着闻讯赶来向父亲作最后痛别的“异乡人”，他们面对父亲的遗体，一个个老泪纵横！我相信了，父亲生前的确有过战友！ 
  许多年以后，我从翁家贵老机工那里得知，与父亲同一批回国的机工王文松，早在1946年末担任美军翻译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驾车在昆明东站不幸发生车祸，送到昆明惠滇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翁老、父亲等几名机工前去送别，悲痛至极。 
  之后，我才理解父亲为何一再地提及惠滇医院——那里，有他和战友最悲痛的离别。 
  父亲走了，伤心之极，我欲哭无泪！ 
  弟弟捧着父亲的骨灰，把他深深地埋入土中。父亲完全地留在了云南昆明！ 
  父亲真的走了吗？ 
  父亲的背影，我挥之不去！ 
  人真是奇怪，在很容易就能够获取之时，往往对事物的存在无所谓。而当意识到真正失去之时，又恨不得使劲地刨、使劲地搜，希望寻得那曾经很容易得到的东西。 
  父亲，看似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在他生前，我没有认真地琢磨他。自从知道他有“战友”之后，在我自卑的心中，父亲的形象有了一点点挺拔。 
  父亲的背影，驼的。忘不了，的确忘不了！ 
  1989年7月，“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昆明西山落成。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母亲作为南侨机工遗孀被邀请参加，我也作为南洋华侨机工的后代随母亲前往。 
  仰视着刻在纪念碑上的“赤子功勋”、“南洋华侨机工”这几个醒目的大字，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激流。“南侨机工”！正是这特殊的称谓，让我开始解读父亲和他的“异乡人”。 
  在纪念碑前，熟悉的、陌生的，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吸引着我。他们面对着纪念碑是那样的肃穆、那样的深情、那样的眷恋——我深深地为之感动！ 
  他们是已经为数不多、幸存的南侨机工。 
  尤其是从广西赶来的一位老机工，个子不高，四个吊袋的上衣配着一条高吊着裤脚的裤子，一双解放球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肩上斜挎着一帆布包，背着一包干粮、一壶水，古铜色的脸庞在透过树林的阳光映照下微泛亮光。他凝视着纪念碑，一动不动地久久伫立，尤如一尊雕像！他凝视纪念碑的双眼噙满泪水，那泪水顺着脸颊悄然流下…… 
  哦！父亲、“异乡人”、南侨机工！究竟蕴涵着什么？ 
  2000年10月中旬，在新加坡陈共存先生的支持下，我有幸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重走滇缅公路。同行的有三位健在的老机工，他们是王亚六、罗开瑚、翁家贵。要去找寻、感受父亲当年的足迹，而且还能与他的“战友”同行。仿佛是冥冥中的父亲在指点着我：“去吧！孩子。” 
  滇缅公路，从前未曾了解过。从没想到我会走进去，并在这条路上寻觅着父亲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