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吧南洋

他回家怕父母责怪，却撒天谎编造谎言告诉父母，说我推他摔倒在地。他父亲当时是县里出名的造反派。一听是特务陈邦兴的儿子推倒他的宝贝儿子，便不分青红皂白，带着一帮人持枪冲进了我家。当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吓着了。母亲搂着我在怀里，用她那撕裂肺腑的哭声向他们求饶，不要对我父亲下手。这时，我看到父亲，已木呆地坐在一个破旧的华沙小车拆下的沙发上，一言不发而脸色发青！不一会，他猛地站了起来，一手把我从母亲的怀里揪出，一手从鸡舍门后取出椰子绳，一头将我双手捆绑，再将绳的另一头抛向茅草屋外的一棵桉树叉上。我两脚离地，被悬挂在桉树上。紧接着，只见父亲抓起一条赶鸡的半开圆竹，使足全力愤怒地向我的身体扑来…… 
  当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做完手术躺在医院的外科病床上。医生说我的右手肘关节被打裂，动脉血管也打断了，缝合了九针！据与我家一墙之隔的防疫站医生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上班的叔叔和阿姨，没有你母亲及时的呼救声，你一定会死在爸爸的竹棒下！我的受伤，惊动了学校，有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来慰问我。在场的小孩把真实过程告诉了他们的父母。这些有同情心的人们，都知道是因我父亲处境造成，而我是无辜的受害者！ 
  父亲1939年回国，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的这段抗战历史，成为30年后的特务罪状，并留给我幼年的胳膊上这道缝了9针的伤疤。两组数字相加正是39，它不是一组庆幸的数字，而是“文革”所造成的悲剧数字，让人永远不能遗忘的数字。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落泪，包括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个华侨老兵，经历无数个战场，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都非常刚强，视死如归而没有胆怯过，但十年浩劫中的迫害，却让他胆怯和绝望。 
  父亲一直为我的无辜受伤而内疚！但我从不怨恨父亲，因为他当时已被逼得没有退路。父亲也曾有过那无奈之举，但他终于在我母亲的哀求下生存下来。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受着怎样的一种煎熬！ 
  “文革”后期，虽然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公正的结论，也恢复了工作，但当时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的这一类人，在一些造反派的眼中仍是另类。有位造反派就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而对我父亲怀恨在心，暗中报复，不但在工作中刁难，而且在分房的问题上设置障碍，使父亲始终都分不上房，我们长年居住在漏雨的茅草屋。20世纪70年代中，因为茅屋着火，父亲为救火还受了伤。在下放乐东的整整20年里，我们从县委到医院，住了16年的茅草屋。 
  1977年，我们在新任院长的关心下，才搬进了新的瓦房。父亲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后，第一次住上瓦房，门窗浓浓的油漆香，让我们一家三口，仿佛进入梦幻般的新生活。但父亲兴奋过后，更多的是回顾和沉思。 
  回首三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一段插曲，我不禁思考，一个平时沉默寡言、为人正直、是非分明、性格刚直、感情冲动的父亲，在文革中面对各种打击时，他是如何承受和度过的？我真是不敢往下多想！ 
  2005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张符山回到了当年父亲下放的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城抱由镇。自1980年我离开乐东后，这是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阔别25年的县城，已不是我孩童时代的那种贫穷和落后的景象。新建的楼宇拔地而起，刚开张的酒店，彩灯闪烁，夜色增辉，伴随着昌化江清澈的江水，一幅宁静的山城画面出现在眼前。我站在永明桥头，独自一人沐浴在星空之下。江面微风轻轻扑面而来，惬意的心情中带着点点的伤感。这儿，母亲为父亲这段归国抗日的历史，不知流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我幼小的心灵，受到过多少的惊吓！而正是这儿，又让我领悟到了人间的关爱和同情。每当想起这些，心里总是不由地感谢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能伸出双手关心和帮助我们南侨机工家庭的符茂陪、吴亚合、张光辉、林明武、吴昌科和羊学明等同事和朋友。 
  这一趟，我拜访了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和帮助过我们家的挚友。 
  符茂陪，文昌宝芳镇文林村人，现乐东县卫生局的干部。他以一颗最善良的心，以一个文昌老乡的情，在我父亲受迫害的日子里，帮助我母亲写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申诉父亲的历史，以求得到公正的生存待遇，并保持与国内亲人的联络，一直到我父亲“解放”。 
  “司机伯爹（在县城里人们都这样称呼父亲）跟我讲过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上翻车的故事，死的华侨很多。他也翻车，是命大没死。‘文革’中你父亲因历史问题受牵连，没有人能公开保护他，只有暗中帮助。当时我想，他从南洋回国抗日的贡献最终是会被认可的。” 符茂陪回忆道。 
  是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曾经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家庭的态度，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记得1983年我在省城广州进修，58岁的母亲突然病危，身边唯有七十多岁的父亲。虽然情况危急，但县委、卫生局和医院等相关单位的同事、朋友都在帮助照料母亲，甚至帮助处理我母亲的后事。当我从广州赶回母亲身边时，她已离开了我们，她静静地离开这个生活了20年、让她遭受磨难的县城——抱由。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7)   
  父亲当时拄着拐杖，目送母亲的灵柩由众多同事抬上灵车，他没有哭，只听到他对送行的人说： 
  “谢谢，谢谢！少琴（我母亲）去天国看望她的绥和大哥了。” 
  二年后，我父亲也因病去世了。我将父亲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并建成墓圹。后来，我在清理父母的遗物时才想起，我们这三口之家，六十年代开始跟随父亲下放，受到迫害，全家疲于奔命，不但没有照过一张全家照，就连父母俩的合影都没有，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在父亲去世二十年后的2005年，我特地将父亲和母亲的单人照片，交北京王府井大街180号“中国照相”老字号，用电脑合成了一张父母的合影照。在我的心中，父母是永远不能分离的。 
  吴亚合，这位小个子黎族同胞，木匠出身，2005年已84岁高龄。他是我父亲下放到乐东县后认识的一位黎族同胞。这一次，偶然又在县医院新水塔旁路边相遇，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大声地叫起我的小名：“阿明哥”，我赶紧伸出双手抱着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司机伯爹，他是抗美援朝的功勋，老华侨会讲英语、马来话、广东话、福建话、普通话和海南话，这在我们黎族地区是从来没有的。他又是乐东县工资最高的老同志，开车修车技术高，很受人尊重。人正直而性子急，得罪领导。家里三口人，阿明妈又有工资，在六十年代的县城，生活好得让别人家眼红。”阿合继续他的回忆，我和妻子、陪同的符茂陪，还有三位乐东的同学，都关注地听着他的讲述。 
  父亲被监督劳动期间，他一个人就负责县医院全院一百多人的食堂蔬菜供应、抽水和全院用电维修，劳动强度超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所能承担的。但受苦受难出身的父亲，对此没有任何的怨言，默默地做好每一件事。 
  父亲有幸在吴亚合这位黎族同胞的帮助下，逃过多次的暗害。父亲“解放”后，对阿合叔的救命之恩，还以报答，俩人成为挚友，县城红旗茶店里，几乎每天都有他俩的影子。阿合叔家人口多，经济有困难，我们家也总是义不容辞地给予帮助。父亲作为一个经历多年战场的军人，知道生命的代价。直到1984年跟随我回到海口生活的最后一年里，他总是提起吴亚合。阿合叔永远是父亲后半生的挚友，心中牵挂的人，我们一家的恩人。 
  这一次，阿合叔又带着我，去寻找父亲曾经在县医院监督劳动、负责抽水的医院旧水塔遗址。虽然，遗址仅存一片水泥空地，周围也长满杂草，但当我双脚踏在这块水泥地上、举头仰望天空时，仿佛瞬间时光倒流，父亲在云雾中看着我和阿合叔…… 
  在七十年代，因电力供应不足，父亲经常要半夜三更一人去抽水，不管风吹雨打，寒夜孤寂，都要耐心地等待，等待着将昌化江的水灌满水塔，然后才能回家！ 
  2006年10月6日中秋节，我电话委托符茂陪替我带些钱给吴亚合老人，让他过好一个中秋节，没想到，符茂陪回话说，吴亚合老人在两个月前就去世了。心痛中，庆幸我们去年还见过一次。我告诉符茂陪，这些钱就交给阿合叔的家人，作为给他家属的安慰费吧！ 
  人生如烟，生死由命。阿合叔从2005年12月和我最后一次见面，不到一年就匆匆走了。他在天国一定会遇见我的父亲，祝愿他一路走好，他和父亲永远是黎汉一家亲。这位善良而正直的黎族同胞，他的为人品格，是我们汉族人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是我怀念的人！ 
  昌化江畔，那高高的猕猴岭在目睹、在见证着那一段往事，见证了一个南侨机工为民族九死一生、辗转回到海南所经历的挫折。30年前的故事，虽然已成为历史而远去，但在我记忆的脑海里依然永存！ 
  经过这一场十年浩劫，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