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吧南洋

 
  这就是一个爱国赤子的情怀。他的思想，同样也代表了3193名南侨机工的思想。 
  黄迎风老人的回忆录还写道：“1939年秋天，我们第七批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到了昆明，在西南运输处不久便到后勤部汽车第三团第八连，驻地在贵阳唐家山。 
  “1940年日军占领南宁，想攻我贵州，切断川滇运输线。我军组织反攻，集中动用了在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八连在内。这场战斗异常激烈，经过生死的搏斗，1941年我军收复了南宁。这次胜利却让我们付出重大的代价，有不少华侨司机，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上级高度赞扬了华侨司机如此英勇杀敌之精神，交给每人几百美元，以资鼓励。 
  “1942年，为了反攻缅甸，中国扩充了驻印军力量，我从汽三团八连被调到汽六团去印度参加驻印军，担任翻译员。在印度，要经常与美军联系，从领新车、领油、领料、修理、行车、装载、问路，件件都要翻译员先行，甚至上市场购物也是如此。由于早年我在新加坡专学英语，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应用，实在令人欢喜。有时，遇到印度华侨，他们都是广东、福建人，我也能说通他们的乡土话，因此，全团官兵对我非常尊敬、热情及友好，团中提拔我为三级英语译员，领校官驻印军的津贴。我这一特长能被器重，使我感到万分的荣幸，为祖国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坐在我跟前的黄迎风老人，静静地看着我在阅读他的回忆录。这时，我抬头看到黄老发红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黄老的女儿，给父亲递上一块纸巾，轻轻地擦去脸颊的泪痕。可以想象，就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黄老的记忆已经回到那遥远的滇缅公路、印度和缅甸战场，回忆着战火纷飞的中缅战场。那儿，有战友倒下时的悲痛，也有胜利时的喜悦…… 
  陪同我而来的妻子张符山和妹妹符月、同学饶丽敏，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也情不自禁地眼圈发红。 
  3193名南侨机工，从1939年至1945年六年，在滇缅公路的抗战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机工，就是一部动人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述不尽。 
  2006年，我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有关南侨机工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位与我父亲的抗战经历非常相似的海南籍南侨机工，他就是谢川周。他和他的哥哥谢森周，兄弟俩就是瞒着伯父，参加第八批的回国机工服务团，在滇缅公路进行抗战运输。兄弟俩抗战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对父母所尽的义务，一片赤子情、爱国心，将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从马来亚太平埠回到国内抗战的海南籍机工有罗开瑚、谢川周等上百人，而海南万宁籍机工谢川周和我父亲，却是同在太平埠“合美”咖啡茶室打工谋生的海南同乡，回国后又同分配在第九大队26中队。他们都到过缅甸仰光和印度兰姆伽，有着相同的抗战经历。抗战胜利后，命运安排父亲继续走向内战，随炮四团参加鲁南战役，最后投向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渡过长江，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四纵队的战士。随后，他又参加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曾经是我们抗战时期的盟军——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生死较量，三年后带着美国人留下的伤痕，回到了故乡海南岛，最终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而谢川周叔叔，选择与傣族姑娘结婚，成家立业后定居芒市，生活曲折艰难。抗战胜利后，他在云南芒市街头摆摊做手工五金维持生计，一直到1949年解放。1960年，他到潞西县五金厂工作，直到1986年2月退休，2003年1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82岁，最后安葬在云南芒市，与他战亡的1800多名南侨机工战友们一道永远长眠祖国西南边陲了！他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西南边疆的各族人民。 
  谢川周最后的归宿，使我突然认识到，这些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未能魂归琼崖者，其实比我父亲更加伟大，因为他们永远魂守西南国门，是真正的无私奉献！ 
  2006年5月，我沿着父亲抗战的足迹重走滇缅公路直达缅甸腊戍。路过芒市时，很想请当地侨联的同志带我去见谢川周的家人。但非常遗憾，因途中延误，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不多，我放弃了这次寻访，只好回到昆明南侨机工联谊会查找有关他的档案资料。 
  据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资料和云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92-4-143- p162）记载： 
  谢川周，男，1921年7月出生于广东海南岛万宁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35年他14岁时，从海南岛海口乘船前往马来亚，在太平埠古打律合美号咖啡茶室谋生；15至17岁在马来亚太平联华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学会了开车和修车。1939年，18岁的他毅然放弃南洋的生活，参加了第八批机工回国服务团。他从新加坡上船，经两天三夜的航行后到达越南西贡，再转乘火车到达云南昆明潘家湾，进行为期几个月的军事和汽车驾驶技术训练，毕业后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26中队32分队（大队部驻云南省芒市三棵树），开始在滇缅公路上紧张运输抗战军火。一年后，他调到缅甸仰光，继续军需运输。期间，经常受到日机扫射和轰炸。八个月后，他在日寇占领仰光前不久，撤退到八莫，抢运军火到芒市。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20)   
  1942年4月的某一天，谢川周从缅甸八莫拉上一车的军用物资赶回国内。途中，才得知云南勐汝已被日寇占领。在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为防止车上的军火落到日寇手里，他迅速将车子倒到崖边，把汽车翻下山谷。此时，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他只好跟随大批难民，经过18天的艰难跋涉回到云南腾冲。这18天当中，有15天没有吃过一粒饭，全靠野菜和凉水充饥。稍作休息，几天后他又与几位南侨机工一起赶到怒江边，雇了一个筏工，冒着汹涌的江水，乘竹筏冒险冲到对岸，再继续走到保山。这时的保山，已被日寇的飞机炸成一片废墟，原队部已经无法联系，谢川周只好搭车继续赶往昆明，最后到了驻曲靖的一个辎重兵团。后来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到印度，曾在骡马团、炮五团（我父亲和王云峰当时在炮四团），后又到印度加尔各答参加英缅军运输队。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再驾驶着美国CMC卡车从印度加尔各答沿着中印公路回到昆明的黑林铺。 
  这一段抗战历程，对于谢川周而言，虽在滇缅公路上历尽艰难险阻，但抗战胜利的喜悦，却让他足以自豪地告慰南洋的家人。 
  但在“文革”中，这段历史被颠倒是非。谢川周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头子”之罪名，遭受迫害。其在海南的一个弟弟，也因为他的这段历史问题被关押，最后逃到山坡上自缢身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南侨机工的历史问题有了公正结论，华侨政策得到落实。当谢川周应邀来到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百感交集，曾经有过的后悔亦随风而去。他终于抖落长期蒙受的冤屈，等来了南侨机工的春天。 
  在机工的行列中，还有四位华侨女青年，她们有的女扮男装，有的向父母写了告别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的征程。出生在马来亚一个商人家庭的白雪娇，化名施夏圭随机工队回国抗日。临别前，她在给父母的书中就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是为了“替祖国做点事”。 
  陈嘉庚曾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齐全副机器前往。”他指的是来自新加坡的英国汽车公司卓有声望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王文松出任仰光汽车修理厂厂长，装配了大批美国道奇汽车。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组5天装配好一辆，而王文松与同事们每组每天装好一辆，全队每天可装配10辆以上。 
  有位无名英雄，也是海南籍南侨机工，他于1946年底在云南昆明任美军翻译时，在一次车祸中为国殉难了。他告别新加坡回国时，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及三个孩子。 
  海南籍南侨机工蔡世隆，出身于一个新加坡华侨资本家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极优越而富足的家庭环境里。为了救国、为了抗战，为了不当亡国奴，1939年5月23日，他同第五批525名南侨机工一起回到云南，走上了滇缅公路。然而，他却被瘴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6岁。 
  海南籍南侨机工罗开定，是一个印尼华侨，回国训练后编入华侨先锋大队。为了赶运军火到前线，一天深夜他单车翻越芒市境内的三台山。当汽车行驶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正正地砸在驾驶室上，罗开定当即受重伤，扑在驾驶盘上动弹不得。当附近的景颇族乡民赶到时，他已英勇殉职。 
  海南籍南侨机工符气簪，曾在国立暨南大学读书，毕业后到新加坡任中学教员。参加机工服务团回国后，编入第13大队，任分队长。1939年11月的一天，他从畹町拉军用物资到下关。当驶入永平县境内后，汽车在山顶上转了几道弯，沿着崎岖公路下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