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并不如烟

这个死太监权倾朝野时，全国各地官员纷纷为他建立生祠，连袁崇焕也不能免俗，也给他建立了一个生祠。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死太监受不起那么大的恩宠，自己落得自挂东南枝，全国各地的生祠也纷纷被毁，只可惜了那么多建筑材料。
正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宋璟或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如果真的造福百姓了，并不需要这么一块遗爱碑，因为那座碑早就在老百姓的心里竖起来了！坟头的高度网络上曾经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无论你征服过多少座山峰，你的心灵永远高不过一个坟头！这句话的经典之处，在于用山峰和坟头进行对比：一个是巍峨的山峰，一个是略高于地平线的土包，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
不过并非所有的坟头都矮矮的，只略高于地平线。
李隆基开元年间，就曾经有一位从一品高官的坟头要拔地而起，李隆基同意了。
这个人名叫王仁皎，身份是李隆基的岳父。
开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王仁皎撒手人寰，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王守一上疏李隆基，要求将王仁皎的坟高定为五丈二尺（大约十七米），李隆基批准。
对于王仁皎，李隆基是怀有感激之情的。
在他还没有发达之前，王仁皎给过他很多帮助，而且还曾经卖掉自己的紫色半袖上衣，让他吃上生日寿面。
现在自己富有四海，应该给他回报，活着尽享富贵，死后也享荣华。
况且大舅哥王守一也是自己起兵时的功臣，从这个方面论，也应该给他们这个恩宠。
当此时，坟高多少，不仅仅是个高度问题，同时还有关恩宠。
王守一提出的五丈二尺，是有参照物的，其所比照的，是李隆基的外祖父窦孝谌，他的坟高就是五丈二尺。
窦孝谌是李旦的岳父，而王仁皎是李隆基的岳父，那么两代岳父的坟高比肩便可以理解了。
李隆基理解了，宋璟却不同意。
宋璟和苏珽一起给李隆基上书：一品官员的坟高按照规定是一丈九尺，陪葬皇陵的高官坟高也不过三丈而已。
当年窦太尉（窦孝谌）的坟高达到五丈二尺，很多人都认为过高，只是没有人说出来而已，而今天何苦又要重蹈覆辙追求这个高度呢。
昔日太宗嫁女时，嫁妆超过长公主（高祖李渊的女儿），魏征便进谏反对，结果太宗就采纳了魏征的意见，而长孙皇后事后也感谢魏征及时纠正。
哪能像韦庶人（李显的皇后韦氏）那样妄自加高父亲的坟墓，还号称酆陵，最后只加速了家族之祸。
以皇后父亲的尊贵，打算加高坟墓并非难事，我们为什么还要再三进言？就是为了成就皇后的谦让美德。
况且今天这样决定，将传至无穷的后代，永远成为法则，难道不应该慎重吗？宋璟的用意很明显，他给李隆基指出了两条路：一条路，是学太宗李世民嫁女；另一条路，是学韦庶人葬父。
这两条路瞎子都会选。
但凡智商正常的皇帝，都得选第一条路。
果不其然，李隆基也选择了第一条路。
李隆基不仅认可了宋璟的说法，而且还对宋璟敢言别人不能言之事大加赞赏，高兴之余，又赏赐了宋璟、苏珽四百匹绸缎，算是对他们直言进谏的奖赏。
从这次进谏，也能看出姚崇和宋璟的迥然不同：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姚崇圆滑，宋璟刚烈，而李隆基却能取两人之长，避两人之短，不愧为用人高手。
赐箸表直王仁皎坟头的高度最终没能达到五丈二尺，这可以理解为宋璟跟死人过不去，其实宋璟不仅跟死人过不去，他跟活人也过不去！因为他始终在坚守着原则。
开元七年十一月，李隆基下了一道手谕，主题是擢升岐山县令王仁琛为五品官员。
王仁琛是李隆基当亲王时的老部下，君臣二人有一定的感情，因此就有了这道手谕。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道手谕，又遭到了宋璟的拒绝：王仁琛已经得到过升迁，这次再升，就显得明显有别于他人，政府就很难杜绝社会舆论。
我建议将手谕交给吏部，审查王仁琛的材料，如果没有特别功绩就不能升迁，只能看在资历的份上，稍微给一点优待。
弄了半天，皇帝的老部下，也就是给一点点面子。
得到这个结果，王仁琛肯定不满意，不过他如果知道宋璟三堂叔宋元超的遭遇后，他就会释然了。
宋元超是一名候补官员，有一次他想延长自己的假期，怕不被批准，便强调了一句：我是宋璟的三堂叔。
消息传到宋璟耳中，宋璟马上给吏部写了一封信：宋元超确实是我的三堂叔，不过常年住在洛阳，很少见面。
我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尊长就隐瞒不言，也不能由此因私废公。
他如果不提我的话，按照规定办就可以了，既然他提到我了，事情就必须纠正，还是免除他的候补资格吧！假没请下来，连候补资格都丢了！不是一般地不给面子。
宋璟不给面子的范围很广，从皇帝的老部下到自己的三堂叔，甚至包括连皇帝都礼让三分的宁王李成器！要知道，宁王是正宗的嫡长子，究其一生都受到李隆基的尊重，而就是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亲王，宋璟照样没面子给。
有一次，宁王李成器想帮一个人要个小官，李隆基同意了，便把宁王的奏疏转到中书省和门下省，让宋璟他们讨论一下，给安排一个官职。
宋璟一看这个人的履历，便给出了自己的态度：这个人以前在祭庙当过祭郎（打扫祭庙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
我们建议把他交给吏部讨论，陛下您就不用再下诏了。
至于交给吏部的讨论结果，不用问，不是没戏，而是很没戏。
写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说，宋璟在历史上名气很大，还以为他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大事呢，没想到全都是些琐碎小事！的确，宋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他既没有智斗张说的传奇，也没有提倡灭蝗的壮举，也没有搞清退假和尚的重拳，但他在任期内，一直都在做着一件事，那就是守住原则，把好关！试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将是多么和谐。
从开元四年末拜相，到开元七年末，宋璟一直用自己的原则为李隆基把着关，在这几年中，宋璟无形中得罪过很多人，但李隆基对他却是认可的。
有情趣的李隆基还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彰了宋璟。
每年的春天，李隆基都要举行御宴，宴请群臣，宋璟自然是座上宾。
这一年御宴开始前，李隆基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自己所用的金箸（金筷子）赐给了宋璟。
宋璟一愣，皇上赐金箸什么意思呢？宋璟愣在原地，还没有想好该如何拜谢。
这时李隆基说话了：所赐之物，并非赐金。
赐卿之箸，表卿之直也！我用金箸彰显你的正直！李隆基不是一般的有才啊！意料之外谁会想到，正直的宋璟会栽在钱上！不过不用紧张，宋璟栽倒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在钱的问题上用力过猛。
让宋璟栽倒的，就是传说中的恶钱。
恶钱也就是民间盗铸的钱，跟现在的假币还不是一回事。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钱币的实际价值和使用价值基本上是吻合的，也就是说，钱币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兑换工具，不像现在的纸币，本身就是一张纸，实际价值低，使用价值高。
在古代，一些时候私人铸造钱币是被允许的，只要不是偷工减料，就与官币一样，同样具备流功能。
唐朝一度也允许民间铸造钱币，然而没想到，这一放开，问题随之而来了。
民间铸造钱币，永远避免不了其逐利的本性，开始时还能按照规定铸造合格的钱币，发展到后来，偷工减料越来越多，很多钱币已经不堪使用，因此被称之恶钱。
等到官府意识到问题严重时，恶钱已经在市场上广泛地流通起来，而新的恶钱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
如此一来，便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李隆基决定下手整顿。
李隆基下诏规定：所有钱币必须达到规定的重量才能上市流通，低于标准分量的不得上市流通，由官府出面，收回恶钱，重新回炉铸造。
长安的市场秩序一下子乱了。
因为钱没了！准确地说不是钱没了，而是可供流通的钱大幅减少，不能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因为老百姓手里几乎没有可流通的钱了，想要买东西只能物物交换，几乎回到了原始社会。
李隆基一下子没了主意。
这时，宋璟和苏珽提出建议：马上动用库藏部的两万串钱，设立南北两个交易站，用来购买老百姓难卖出去的但皇宫却可以使用的东西；同时，允许长安、洛阳的官员预支俸禄。
采取这两项举措，就可以让这两万串钱尽快流入市场。
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两万串钱全部进入了市场，市场秩序基本恢复，而长安和洛阳的恶钱也基本消失。
有了成功经验，宋璟又把目光集中到江淮地区，那里的商业发达，正在流通的恶钱也多，更需要大力根治。
于是，宋璟派出了自认为最得力的监察御史萧隐之。
宋璟满心以为，对江淮地区金融秩序的治理，会跟长安、洛阳的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