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并不如烟

两相对比，前者是原版，后者是山寨版。杨国忠还顾不上原版和山寨版的区别，当务之急，是继续寻找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很快，杨国忠向安禄山狠狠地刺了一锥子：他居然派兵搜查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由李隆基特批，前前后后都是李隆基张罗。装修按照当时的一流标准，最扎眼的是里面有两张镶白玉的檀木床，檀木床的尺寸比较特别，长一丈，宽六尺，躺两个姚明绰绰有余。杨国忠把安禄山的住宅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他想从这里找到安禄山谋反的证据，然而，搜查的结果令他很失望，证据没找到，证人或许有几个。安禄山的宾客李超等人被当作证人抓进了御史台监狱，杨国忠渴望从他们的口中得到安禄山谋反的线索。这一次，杨国忠又失望了，他一无所获。失望的杨国忠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当初把人家抓进来容易，要再送出去就难了，至少得给一个合理解释吧。杨国忠想了一下，那就不送了吧。秘密处死！这就是流氓和一般人的区别，一般人讲究，流氓不讲究，一般人按套路出牌，而流氓没有套路，不按常理出牌。
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次突击搜查并非一无所获，还是取得了一个成果——打草惊蛇。杨国忠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密，却没有意识到，安禄山在长安也有眼线，这个眼线探听到搜查的消息，便把消息迅速传递给了安禄山。给安禄山传递消息的是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当时他留在长安准备自己与皇族女儿荣义郡主的婚礼，正巧这时便发生了杨国忠突袭安禄山住宅事件。得到儿子传来的消息，安禄山顿时紧张了起来，看来事情得抓紧了。就在安禄山准备加快叛乱节奏时，李隆基的诏书到了。李隆基在诏书中写道：你的儿子就要举行婚礼了，作为父亲你得到长安观礼吧。李隆基说得合情合理，然而却遭到了安禄山的拒绝——抱歉去不了。理由呢？有病！病自然是装出来的，安禄山是不想到长安束手就擒。几个月来，安禄山已经看出来了，无论李隆基还是杨国忠，他们都在试探自己，无论是送水果，还是慰问，都是对自己不放心，而杨国忠突然搜查自己的住宅，那更是试探自己的底线。好，既然你们试探，我也试探。一个月后，自称有病的安禄山给李隆基上了一道奏疏，声称自己将前往长安贡献战马三千匹，贡献路上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派遣二十二名番将护送。接到安禄山的奏疏，李隆基有些疑惑，安禄山突然要献三千匹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仅李隆基疑惑，得知这个消息的不少官员同样疑惑。河南尹达奚珣直接上疏李隆基，一针见血：陛下应该指示安禄山将献马日期推迟到冬天，而且由朝廷直接押送，不需要范阳出兵。李隆基阅罢，表示认可，从此时起，他终于对安禄山产生了怀疑。
这封奏疏，其实是安禄山投石问路的石子，他在试探李隆基对他的信任程度：如果李隆基同意他七月献马，那么说明李隆基对他依然信任；如果李隆基不同意，进而推迟他的献马日期，那么说明李隆基对他已经产生了怀疑。现在李隆基下令推迟献马日期，双方的底牌即将揭开。就在这时，曾经收受安禄山贿赂的辅璆琳案发了。辅璆琳如何案发，史无明载，估计跑不出同行相互倾轧的圈，可能是他不小心泄露了范阳之行的秘密，结果被嫉妒的同行告发。相同的一幕曾经在开元年间出现，当时宦官牛仙童收受了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的贿赂被同行告发。时隔多年，这一幕再次上演。辅璆琳的案发让李隆基心中的天平又开始摇摆，他对安禄山的不信任与日俱增。这时李隆基未必相信安禄山会谋反，但为了以防万一，他准备调虎离山。李隆基继续沿用了自己的感情攻势，他亲笔给安禄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热情洋溢程度直逼《还珠格格》第二部里乾隆向紫薇和小燕子发出的回宫邀请。李隆基饱含真情地写道：朕最近特意为卿新开凿了一个温泉池，今年十月朕会在华清宫等待你的到来。邀请信写得很感人，可惜已经打动不了安禄山的心。当这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送到安禄山面前时，安禄山没有像以往一样起身恭迎，而是大马金刀地坐在凳子上，无所谓地说了一句“圣人安康”。安禄山接着说道：“不让献马也无所谓，十月时我会大摇大摆去长安。”安禄山的话惊出了传诏使节一身冷汗，心中暗暗发抖，这个胡人看来反意已决。
数天后，传诏使节回到长安，一下子跪倒在李隆基面前哭喊道：“臣差一点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经过双方的几次试探，安禄山的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揭。然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对这几次试探倒有几处存疑：一、安禄山对朝廷使节的态度前后反差太大，以前安禄山毕恭毕敬，后来则爱搭不理甚至不敬，如此大的反差，可能就存在疑点。以安禄山的智商，他应该知道伪装的重要性，难道他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已经无须顾忌长安的感受？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
二、既然安禄山能在朝廷使节身上做手脚，那么杨国忠会不会同样做手脚呢？朝廷使节向李隆基汇报的安禄山已经接近穷凶极恶，那么他们的汇报有没有水分呢？恐怕未必没有。
几番试探，长安与范阳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都绷紧了神经。不久，长安的一纸诏书，将安禄山逼进死胡同，从此，他只能一条道跑到黑了。
引爆
现有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在安禄山谋反之前，李隆基几乎毫无作为，这种说法其实不对。李隆基是有作为的，他不仅有作为，而且做了一件大事，正是这件大事
引爆了安禄山的火药桶。天宝十四载秋，李隆基下达了一纸诏书：将河东战区从安禄山的势力范围中剥离出来。然而，诡异的是，这么重大的事情，在《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并没有提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史官故意隐瞒了李隆基下诏的事实，这样一来就会营造一个错觉：朝廷从来没有辜负你安禄山，是你安禄山人面兽心辜负了朝廷。事实上，李隆基剥离河东战区的事实必定是存在的，只是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有人会说，既然你说李隆基剥离河东战区在先，那么你的证据呢？容我细细道来。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前对自己的势力范围作如下部署：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安禄山对河东战区没有安排。不久，安禄山派奇兵突袭河东战区总部所在地太原，掳走太原副留守杨光翙，而杨光翙原来的身份正是河东节度副使。安禄山与杨光翙见面之后，痛斥杨光翙依附杨国忠，一番痛斥之后，将杨光翙斩首示众。
几件事整合到一起，可以得出结论：安禄山起兵之前，河东战区已经被剥离，原河东节度副使杨光翙已经倒向了杨国忠，河东战区不再为安禄山所有，这一下把安禄山逼到了墙角，安禄山酝酿已久的叛乱被迫提前。
不出天大意外，剥离河东战区一定是杨国忠的主意，这是杨国忠对安禄山底线的试探，如果安禄山就此谋反，那正中杨国忠下怀：陛下，你看，他还是反了。如果安禄山不反，那么杨国忠还会继续剥离战区，等三个战区剥离完毕，安禄山就成了一只年画老虎，只有拍的必要，没有打的价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安禄山只能反了，在他看来，已别无选择。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推而广之，世上从来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叛乱。安禄山走到这一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历史总是喜欢脸谱化，把历史上的人物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其实好人、坏人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好人身上也有坏人的因素，坏人身上也不乏好人的优点，人注定是复杂的，很难定义为纯粹的好人或者坏人。
具体到安禄山，史家习惯性地指责他是胡人，所以人面兽心，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安禄山是胡人不假，但胡人不等于人面兽心，即使安禄山最终叛乱，那也不等于安禄山从一开始就人面兽心。
事实上，安禄山的欲望是被李隆基一点一点勾起，他的胃口随着位置的提升而不断扩大：当安禄山刚刚升任平卢节度使时，他的内心之中，忠诚应该是主流；当他同时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时，忠诚或许还是主流，但内心已经开始膨胀；当他同时拥有范阳、平卢、河东时，他的所思所想，必定与初任节度使时有了很大不同。不断提升，不断受宠，安禄山的眼界越来越宽，胃口越来越大，直到某一天他赫然发现，自己居然有了叛乱的资本。很难说，从哪一天起，安禄山动了叛乱的心思，如果要划一个模糊的界限，或许就在他身兼三镇节度使之后。即便身兼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也未必真的会反，但接下来，多种因素交织到一起，安禄山的叛乱思想便抬头了。首先，他得罪过太子。当年为了表示对李隆基的绝对忠诚，安禄山装疯卖傻，见了太子李亨故意不参拜，此举令李隆基喜上眉梢，但同时也让太子李亨心中不悦。聪明人过招总是点到为止，李亨自然看得出安禄山的伎俩，这样安禄山取悦了皇帝，便得罪了太子。
不要小看“得罪太子”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足以让一个家族天翻地覆。最简单的例子是商鞅，在他推行改革时得罪过太子，等到太子登基，商鞅的悲剧就如约而至：五马分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