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盖头

站在开火线上的战友们还在继续向空中发射出一堵由金属子弹组成的铜墙铁壁。我哭了，我听见朋友们的尖叫，他们都是我爱的人。我知道我们很快就可以带着这种疯狂的尖叫一路回到家乡。可是没有人会认真听我们的呐喊，因为他们只想听到人群里传来的胜利欢呼声。
未曾杀掉半个敌人的狙击手
  未曾杀掉半个敌人的狙击手：幸抑或是不幸？
  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名真正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你必须杀人。你接受了所有的训练，学到了所有的专业知识，如果你不杀人，你就不是一名战士。即使你曾被敌人当做目标射击过，也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要受到火力攻击是很容易的——要么是你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要么就是敌人比你更厉害。也许你幸运的躲过了子弹，或者不幸中弹死去，可你仍然不是一名战士。你会受嘉奖得到一枚战斗英勇勋章——如果你不幸中弹，但却不是性命攸关，你还可以得到一枚紫心勋章（Purple Heart）系美国军方的荣誉奖章，从1782年开始授予对战事有贡献，或参战时负伤的人员。——译者注；如果你不幸中弹身亡，你的紫心勋章将被赠予你的母亲。可不管你是死了还是活着，只要你还没有亲手杀死过一名敌方士兵，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
  有时候你希望自己曾亲手杀死过一名伊拉克士兵。或希望自己在巡逻时用M40A1型步枪，在射击着弹点观察员无数次的开火指令下射出无数颗准确的子弹时，在一连串的猛烈交火时杀掉许多伊拉克士兵。无数个漆黑的夜里，你甚至愿意随时回去，回到沙漠里，找机会杀死那些伊拉克士兵。由于在战斗时一个人也没有杀死，你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个海军陆战队队员，甚至连个男人也不是。你的脑袋里总有个空缺，缺少的是战争给你留下的美好记忆。你必须补上这个空缺。
  但许多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无法弥补这个空缺。所以你把它移开，埋在心灵的最深处。
  你用了很多年才明白，世界上最纷繁复杂、最危险的冲突，最折磨人的行动，最致命的战争，就发生在你自己的脑袋里。
  你就算是杀掉了偶尔想象的那些想杀死的一个人或所有的人，你还是你自己。也许你想错了，如果你杀掉了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或所有的人，你将使自己精神失常或是亲手杀死自己。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杀手，一个恐怖的杀手。
  如果你杀掉了那些人，你可以骗你妈妈说：“不，我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人。”而且就算你真的谁也没杀，然后这样对你妈妈说，她还是会无数次地哭着说：“当你到战场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小男孩儿。你曾经是那么可爱，那么温柔，可现在你成了个愤怒的、不快乐的男人。”
胜利归国：喧嚣的背后是什么？(1)
  清除完掩体后，我们住在利雅得附近的一个帐篷群里。在那里每天早上我们可以洗上冷水澡，还必须把胡子刮干净，擦亮我们的军靴。战争的结束比战争开始要来得快得多。五角大楼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沙漠上建立起一支总共由50万男女士兵组成的部队，却只用了不到六周的时间解散这支部队的大部分人员。因为现在参战国已经恢复安全，不再需要保卫它的部队了。现在我们也不再是保护者，而成了擅自闯入的不速之客。
  在大后方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担心什么时候才能被送回国内，并确保自己不会被欺骗。因为我们肯定先来的家伙应该会先被送走。
  最后我们终于坐上了飞机。我们的飞机先在雅典着陆。可他们不许我们下飞机，这纯粹就是一种折磨。我们从闷热的飞机里看到雅典那些碧绿的山峰，看着那些有可能是古代遗址或现代建筑的房屋。我们无法分辨出它们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可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只想亲自到那里去游览一番。当然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中就有人要留在雅典，然后失去音信。这是我们的指挥官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抵达了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Dublin）。这次他们允许我们走下飞机，也许是因为机场上有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在巡逻。上校在对讲机里命令我们不许到酒吧里去喝酒。这时一个家伙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叫道：“我尊敬的长官，操你的，长官。”当时我也坐在酒吧里，坐在那个家伙后面有三四个座位远的位置上。我要了一杯吉尼斯黑啤酒（Guinness），像喝水一样咕咚一口就喝光了。我逛着机场里的免税店，挑选着白酒、糖果和昂贵的皮革制品。可是我什么也没买。一对爱尔兰老夫妇冲到我面前，老妇人拥抱着我，她的丈夫握了握我的手，对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还请我喝他的银制酒瓶里的威士忌酒。我被这个场面吓了一跳，我先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表达慷慨和赞美，随即我想起自己刚刚参与了一场战争。我敷衍地谢了谢他们，然后提前上了飞机。
  最后我们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从圣贝纳迪诺乘车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的路程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沙漠里的这条公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夹道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们。这让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纽约城里胜利游行的场面。载着我们驶过高沙漠区的20辆黄色公交车与之相比简直渺小至极。
  人们把廉价啤酒、一瓶瓶的廉价白酒、黄色塑料绸带和旗帜扔进车里。偶尔会有陆战队队员把抢着要上来的妇女抬进车里。那女人会向我们微笑，祝贺我们成为英雄。有时她会亲吻几个陆战队队员的脸颊，接受一个陆战队队员送给她的可以夹在衣服上的V形臂章，并且和颜悦色地拒绝陆战队队员们俗气的，甚至是有点儿粗暴的性爱的召唤与建议。但通常这个好心的甚至具有爱国主义情结的，为自己国家而骄傲的女人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被强行拉到车里的。这时她就会尖叫个不停，直到有个锅盖头礼貌地将她带出缓慢行驶的公交车，让她回到安全的平民世界，才愿意停止尖叫。这种场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开始厌倦起来，开始为自己的身份，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英雄身份而感到失意。
  当我们就要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时，克罗克特拉了个越战老兵到我们的车上。这是位坚强的越战退伍军人，很明显多年来一直在这一带的街区奔波，进出于各个越战退伍军人医院。他的两只脚都很脏，连鞋都没有穿。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一件褪了色的来历不明的迷彩服。泪水从他的双眼流下来，流过布满深深皱纹和饱经风霜的脸颊。他的脸就像是一张复杂的沙漠地形图。他好像是喝醉了，不过明显没有平时喝得多。他抓住克罗克特的肩膀，好让自己站稳。然后张开干涸的嘴唇，可是什么也没说。车里突然鸦雀无声。他闭上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对着车里的我们吼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锅盖头们，感谢你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坏蛋。”
胜利归国：喧嚣的背后是什么？(2)
  克罗克特扶着老兵，让他回到人群中。虽然兴奋的公民造成的壮观场面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但我还是希望它可以治愈老兵内心的创伤。
内心的孤独与绝望：写下这本书(1)
  开往基地的整个长途旅程中，我手里一直捏着脖子上挂着的士兵身份识别牌——这些不是我的，是我从三个死去的伊拉克士兵的脖子上扯下来的。这些识别牌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背包里，在我的地下室里，和我当年参军的制服，我得到的奖章、徽章、绶带还有沙漠地形图放在一起。
  偷走这些士兵身份识别牌是一种罪过。有时候我在想那三名死去士兵的家人有没有得到亲人阵亡的消息，或者在巴格达的一堵石墙上，是不是已经将他们列为战争中失踪的人员。或许他们的尸体已经通过牙医记录鉴别出身份，又或许一名伊拉克军队的上尉在战后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得以通知到他们的家人关于他们已经牺牲的消息。可是，这三名伊拉克士兵的家人生活在其父兄生死不明的恐惧中，也许我应该为此负很大的责任。现在当我想到这三个人时，我记起了他们那一张张死灰的脸，想象着他们带着死人的面孔与家人共享野餐的乐趣。如果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已然不在了，我感到很抱歉。因为就算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是的，他们死了，我很难过。令我难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参加战争并活着回家的人，希望留在这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将坏消息散播开来，告诉家乡的人们战争是怎样打响的，为什么打响，是谁在为谁而战。在战争中幸存的人数越多，能够说出这些坏消息的人也就越多。
  不幸的是，大多数熬过战争的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留在人间。他们以为自己还活着，是为了能回到自己的家里，能赚大把的钞票，操自己的老婆，成天酗酒，并且能自豪地摇晃着国旗。
  这种人散播的都是他们自认为好的消息，有关战争和战士们好的消息。其中有些人从未真正战斗过——所以他们又怎能恬不知耻地去谈论战争与战士们的纯洁呢？这些人根本就是说谎者、大骗子，他们把你的自由、你的生命、你儿子和女儿的生命还有国家的荣誉当做为自己赢得名望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