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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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一体制自有其另外一面，即皇帝揽事太多，
  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73]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就后者而言，一般并无“专制”与不“专制”之说（熟悉现代史事即不难了解这点）。总而言之，清代即使“专制”，其范围也很有限。这也为古今社会的不同所决定。
  如果说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那么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乾隆十三年以后重点就转入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这颇有几分勉强，也有几分无奈。但是要这个古老的帝国一时间拿出什么更新的办法，恐怕也是不切实际。
  其后，皇上几乎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多年以后，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两大事，这一段“伤心事”就这样半被掩盖起来。
  从此，再没了以前的那一股锐气，没有了那一种理想主义，没有了对经济对策的追求。倒有几分显得“乏”了，多了许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实在的东西。所以朝鲜使臣才说清廷“外似升平，内实蛊坏”，“大臣庸碌，而廷臣轻佻，甚可忧也”。[74]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几次南巡，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相对而言，朝廷进入了一个“无策”的时期，“乾隆之治”最光彩的一幕，已经悄然落下。
  虽然如此，今上却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决不甘心做一位庸庸碌碌的君王，古人所谓“庸主”。他仍以为大任在肩，也断然作出了若干努力，——举凡“十全武功”、“六次南巡”、“搜书编书”、“文字狱”，大体上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尽管评价不一，却也颇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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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上参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刘凤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说到“心理变态”，当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仅仅妻子之丧，似还不至于此，因此还应从别的地方，或更深远因素去查找。
  [2] 以上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3] 钦天监正刘松龄的私人信件，此外他还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许多问题，如它的目的和起因等，皆与众说不同（乾隆四十一年，皇上也称两次金川起衅，皆由地方官酿成）；他特别质疑清朝的军事能力，包括几年之后的准噶尔之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4] 《高宗实录》，卷263，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谕。
  [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壬子谕。
  [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谕；此外，皇上还说了一些关于改过的话：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朕改过不吝，……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谕）；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辛未谕）。
  [7] 多年以后，皇上在《御批纲鉴》中借汉代历史解释说：“汉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累累，顾有地震山崩之异，殆所谓天心仁爱，而示之以时保之义耶”？
  [8] 乾隆八年四月己亥谕：朕御极以来，重农贵粟薄赋轻徭，诸如筹积贮、蠲米税，凡所以为民食计者，既周且悉。直省地方宜乎糗粱充裕，价值平减，闾阎无艰食之虞矣。乃体察各处情形，米价非惟不减，且日见昂贵，……以为生齿日繁耶？则十数年之间岂遂众多至此？若以为年岁不登，则康熙雍正年间何尝无歉收之岁？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籴买之所致，《高宗实录》卷189。
  [9] 江南道监察御史欧堪善奏陈积贮事宜：皇上旰食宵衣，保民如子，御极以来，加增常平仓额俾赈恤之需有备无患，尧舜爱民之心何以逾此，……其米价之不平者，必有致病之由。议者或以为生齿繁滋户口日众，或以为岁时旱涝收成歉薄，或以为小民巧诈囤积居奇。臣愚以为此数者势所必有，然米价之贵似不尽由此也。康熙雍正年间去今未远，生齿之繁固不如是之甚速，且我国家气运与天无极，岂再数百年而养民无善策乎？若旱涝灾祲何时蔑有，顾此丰彼啬，原可相济，查迩年各省虽有偏灾，而报丰稔者亦复不少；至囤积居奇久经严禁，地方官自当实力奉行，何至积弊连年，听其垄断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比较之下，不难发现欧堪善所言多不出乾隆八年上谕之范围。
  [10] 《高宗实录》卷304。
  [11]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可以查找到的有关奏摺已有二十六份，除一份外（山东），所有的原件差不多都找到了；参见邓海伦（Dunstan）：《政府还是商人——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过程》、魏淑民：“乾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2] 参见乾隆三年十二月庚辰谕。
  [13] 参见魏淑民：“乾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4] 参见高王凌：“另类的金川”（2010，未刊文稿）。
  [1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辛亥谕。
  [1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己未谕。
  [17]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高宗实录》卷319。
  [18]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壬辰，《高宗实录》卷330；按：不少学者以为仓库真的多存有1400万石粮食，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只是就那4800万石拟议存额而言的一个假设。
  [19] 乾隆十七年七月丙寅，《高宗实录》卷396。
  [20] 高王凌与王业键、白彬菊的分别谈话，1987，美国。
  [21]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
  [22]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23] 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高宗实录》卷314。
  [24] 《清史稿·王亶望传》。
  [25]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甲申，《高宗实录》卷1281。
  [26]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二，240。
  [27] 乾隆十五年正月辛未谕：至去岁所颁谕旨，原因外省修理工程，未能酌量缓急，所当留有用之经费，以资调剂，初不为减省钱粮起见。……上年军务告竣，岁值丰登，库帑储备，尽已宽裕，无事鳃鳃过计，《高宗实录》卷357。如果说在乾隆十三年前后曾有过财政上的考虑，那也是一时的，不是长远的，是行政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何况在那几年正在实施全国普免，所免税额在三千万以上呢。
  [28] 参见和卫国：“乾隆前期纳谷捐监研究”，《明清论丛》第七辑，2006，页384400。
  [29] 参见邓海伦：“试论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荒政会议论文，2005年，北京。在会上就这一问题的定位，几位国外学者，如李明珠、魏丕信与邓海伦之间还发生了有益的争论。显然，所谓留养资送制度的兴废，是远不足以概括这一问题的。
  [30] 参见乾隆十四年二月庚子，三月己酉，四月乙酉，丙午，五月癸亥等。
  [31] 乾隆十四年三月乙卯。
  [32]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子：与准噶尔交易之事，若在官承办，赀本价值，亦必不能如商人之斟酌减省。应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庶为妥协。
  [33] 参见孙喆：“清前期蒙古地区的人口迁入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清史研究》1998：2。
  [34] 在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之后，魏斐德教授（F·Wakeman）和曾小萍教授（M·Zelin）分别向高王凌指出了这点，认为它也应该划入这一“收敛”之内，1987年1月，伯克利，1989年5月，北京；又见曾小萍：《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lizing Fiscal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gChina》（《知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4。
  [35] 乾隆十四年六月壬午谕。
  [36]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癸巳谕。
  [37] 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亥；因其“行之十余载，渐成故套”。
  [3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引自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页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