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本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就打破了单方面史料的限制。
  中国学者很容易说，刘松龄“错了”。他们更相信官方的史料，好像清代官书上有的，才算是有，没有的，或不符合的，就不能证明似的。殊不知，那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清人一直在修改他们的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其结果，必然是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考订”出来，无论怎样“考异”都没有办法证明。
  汉人不够重视经济贸易，这不奇怪，但周边或内地的其他民族并不是这样的。读一读《大清高宗实录》，就可以知道与北方民族打交道时，“贸易”占有了多么重要的地位！金川难道是一个“例外”？那里岂不是以盛产黄金而闻名？[2]
  据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前言》中说，作者吴敬梓“摄取的故事素材有发生在1748年（即乾隆十三年）的”，[3]可能即指
第三十九回所说，“过了半年，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因买卖不公，彼此吵闹起来，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又把清枫城一座强占了去”（页381）。
  其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发生了第二次金川之役，起因除了官书档案所记大小金川强横不驯外，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说：附近一些汉人地方官吏敲诈欺压，故彼等倡乱反叛。[4]同样或类似的情况，是否可能也发生在第一次金川之役呢！
  至于第一次金川之役，无论清军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5]刘松龄曾经希翼的“大起义”，自然也没有发生。
  在以后的一些信件里，刘松龄终于承认，他的传教事业失败了，科学传播的事业也失败了。在任职钦天监二十七年之后，刘松龄奏请让出自己的职位，但为皇帝所拒绝。[6]
  当代史学家多对“科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一部“现代化”的历史，从表象上看，首先就是物质文明变革的历史。在中外历史上，也从没有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有关的“制度变革”占据了这么重要的地位。“科学”（实际上很多都是“技术”，而非“科学”）传播和应用的作用，不言可喻。
  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假设：假如把那些西方人带来的先进科学仪器好好利用起来，就会出现怎样怎样的结果；[7]或是在清朝掀起一个习学西学的“热潮”，甚至能够以科学来开科考试、选拔人才，又当如何如何。[8]须知，在这些“一厢情愿”的凭空想象之后（假定它能够照办），还需要一个连着一个的假设，一个假设的系列，或系列的假设，单向而无变化，这怎么可能呢？[9]
  在这中间还存在很大的误解。其实，在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科学”并未曾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到较晚的阶段，科学和新发明的传播也就不是大的问题）。据弗兰克研究，在著名的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实际对欧洲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根本没作出任何贡献。还有学者提出，科学发现不是技术创新浪潮背后的唯一促动力量，它显然也不是必要条件。[10]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崇拜的不外就是“科学”和“民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松龄带给中国的，除了“科学”以外，还有什么“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可以夸耀吗？
  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它前后，刘松龄所属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都处于战争之中。其中包括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83～1699、1716～1718、1737～1739、1788～1791）；同法国的九年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1～1713）；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包括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及七年战争），以及十八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等等。[11]这些有的是外线作战，有的则不是，如土耳其军队即曾兵临城下，包围帝国首都维也纳。
  相比之下，中国却正处于一个“百年和平”之中。从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1680年代）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来，内地几乎没有战争，乾隆朝“十全武功”，主要发生在边疆地区（包括西南等清人所谓“新疆”、“土司”之地）。
  据研究，在欧洲各种专制君主之中，哈布斯堡王朝是最著名的。一方面，奥地利帝国在国际上经常站在“反革命”同盟一边，另一方面，在内政上它恰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这个国家并没有因刘松龄所拥有的“科学”而“现代化”，或实行政治变革。[12]
  在奥地利皇帝治下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其中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比这多一倍的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罗塞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13]确实，这样的政治，怎么就比中国好呢？[14]从某种角度说，这个“大清帝国”除了不信耶稣基督以外（它可有着多种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各个方面，可能并不多让于奥匈帝国。不但如此，就连整个欧洲文明，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眼中，已是失望之极。[15]马戞尔尼带来那些“科学技术”及“坚船利炮”，就更不足道了。
  乾隆初年，刘松龄对清政府真是充满了鄙夷。不过，他的看法逐渐也有所改变，也不再那么恨皇上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刘松龄说，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赞美皇上的认真和思考能力。他说到做到。很想了解所有的事，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情况，不管是在打猎时还是在出访中。他做事情非常有条理，而且下边的人都愿意听他。中国人会发命令，也会听话。
  在另一封信里，他赞美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帝国，不像欧洲人那么喜欢打仗。中国人这么喜欢和平，是不是因为欧洲的王国都是在战争中建立的，而中国是由于和平或自愿统一的？如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全都听命于一个皇帝，而欧洲却有好几个国王？……【随文注= Mitja Saje：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中国近代史》）；参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刘松龄研究之一）；美国人罗斯（E·A·Ross）1911年出版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57）中写道：“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并不依靠警察和士兵来维持和平”。】在这中间，刘松龄还引述了孟子关于“定于一”的话。[16]
  一场重要的争论，——中国是不是“专制主义”？——就在这时发生在国际汉学的重镇法国。它也许是在历史上首次提出这一问题，其中部分原因则来自来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牵涉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魁奈（Quesnay）等西方哲人。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就是杜赫德（Du Halde）搜集耶稣会士报告撰写的《中华帝国志》（1735）。据此魁奈提出，世界上有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随心所欲的。中国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假如人们想这样说的话，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的。因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和占绝对优势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他抱怨他的对手们偏见太深。与之不同，孟德斯鸠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制。他把中国归入独裁制范畴（尽管他承认那里人民无限幸福）。相反，伏尔泰赞扬中国的政府。他认为实质上中国不是专制主义国家，而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之上的绝对君权制的国家。“这个大帝国的法律与安宁是以最自然最神圣权利为基础的：孩子尊敬老人”。在所谓专制政府那里，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与生命。但在中华帝国，情况并不是这样。伏尔泰甚至赞扬与他同时的乾隆皇帝，还打算跟他通信。[17]
  但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包括耶稣会士报告影响在内的“反专制”思想，在那一世纪即十八世纪之末，却引发了法国大革命。[18]而在中国，则于二十世纪之初推翻了大清，并在辛亥百年之后，仍对其不依不饶。
  在所有这些方面，与“传教”问题一样，都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但像基督教应否东来一样，[19]；其实，清朝皇帝就曾以此种见解质问罗马教皇。）这些也都并非刘松龄个人所应负责的问题。说到这里，我倒觉得刘松龄批评乾隆的信件，[20]。）显示出一些他个人值得称道的人品。
  在中国，刘松龄似乎拥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个传教士，传教，是他的最高“使命”；照理，他只为传教，别的世俗事一丝一毫不管；[21]但在实际生活里，他同时又像是一名“外交官”，或“驻外记者”，向自己国家（或教会组织）报道驻在国的“新闻”，或在报章发表自己的发现；[22]有的时候，更像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同时也是中国的一名官员，负责“天文”等“科学”工作；有时也不免为了大清参加一些外交事务（乾隆十八年刘松龄即因迎接外国使臣“甚属黾勉”，而被给予三品职衔）。